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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A新开设复杂系统学士专业:来自内部的构想

从“克莱门蒂娜”到全新的复杂系统专业,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重新抛出一个老问题:该培养专才,还是培养能看清全局的领导者?

Por Felipe Vega Terra · 16 nov. 2026 · 23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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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世纪大学相比,当代大学极大地复杂化了前者雏形中所提供的职业教育,又增添了研究,却几乎完全取消了文化的教学与传承。这显然是一种暴行。(……)这个平庸的人物就是新的野蛮人,落后于他所处的时代。(……)这位新的野蛮人主要就是专业人士: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博学,却也更没有文化,他可能是工程师、医生、律师或科学家。”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大学的使命》(1930)

“我从所有的角度看见了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见了大地,在大地中又看见了阿莱夫,在阿莱夫中又看见了大地,我看见了我的脸和我的内脏,看见了你的脸,我感到眩晕,哭了起来,因为我的眼睛看到了那个隐秘而又仅存于臆测的物体,人们盗用它的名字,却没有任何人真正见过它:那不可思议的宇宙。”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1945)

十五年的交叉

大约十五年来,我这个受过制度分析和比较政治训练的政治学者,一直在和工程学院的同事与朋友们讨论大学、政治和世界。在智识上对我影响最大、也是我争论最多的两位,正是我们已经宣布的复杂系统新专业的推动者:费德里科·卡罗内和弗朗西斯科·斯特拉姆比尼。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平台421.news,正是一个思考、讨论与共同工作的生态的产物,它体现了这样一种交汇:一边是来自社会科学、哲学和历史的人,一边是来自工程、应用数学和精确科学的人。

11月11日,复杂系统学士专业的方案在经济科学学院发布。它在制度上还要走好几步:培养方案必须先在参与该计划的各学院投票通过,再提交高级委员会表决,过程中还会继续讨论并最终成形。不过它已经引发了一场精彩的讨论,也为公共对话做出了贡献。胡安·鲁奥科曾在本站讲述这个专业所回应的系统性危机,费德里科·卡罗内则阐释了大图景以及该方案的细节。这篇文章想补上这场对话中缺失的部分:来自大学“内部”的视角,来自我们这些在机构内部推动该计划的人的视角;而多年来一直坚持这一讨论议程的,是一些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思考却立足于LambdaClass的人。

这篇文章想补上这场对话中缺失的部分:来自大学“内部”的视角,来自我们这些在机构内部推动该计划的人的视角。

在专业发布会上,工程学院现任副院长、当选院长劳尔·贝尔特罗没有引用任何论文来解释这个专业的理念,这并非偶然。他求助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一位教授,也许是我们拥有过的最具普世性的一位,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说这个专业是“一种知识的阿莱夫”。我会在结尾回到这个想法。

我想在这里理清三个想法,关于我们正在开启的这场实验的性质,以及它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对它的历史和现状意味着什么。第一:这个专业出现的时刻,大学的使命以及现代以来主导的知识观,再度受到质疑。这是一种张力:一边是整体性的知识观,让我们想起博学者的形象;另一边是数十年来支配大学和官方科技机构工作的超专业化逻辑。第二:为什么这样的专业对布大很重要。布大肩负着为阿根廷各个领域培养战略性领导力量的使命,并且完成得很好,靠的不是排除开放入学,而恰恰是开放入学。第三:这个专业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最科学意义上的实验项目:一次受控的试点,允许特定的创新,而不是对我们在布大所做之事的断裂。恰恰相反。

大学的使命,再度受到质疑

“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业化阶段,并且将永远保持下去。”

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一种志业》(1917)。

马克斯·韦伯是历史上最富才华的思想家之一,很可能也是对现代科学家“精神”最敏锐的分析者。1917年,他描述了现代科学的处境:“在我们的时代,真正重要而具有决定性的成果,永远是专家的成果。”一个世纪以来,这一处境支配着大学、学院和专业的运作。人工智能所质疑的并不是科学,而是这种秩序。当一个语言模型几分钟就能产出专家工作的初稿时,价值便如卡罗内所写的那样上移了一层:选择哪个问题值得做,整合不同学科的贡献,并对结果负责。也就是说,正是韦伯在科学工作中轻描淡写带过的那些东西。

这种张力并不新鲜。1930年,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以仿佛出自今年的精准表述了它:“为了进步,科学需要科学家专门化。是科学家,而不是科学本身。科学不是专家。Ipso facto,它就不再是真的了。”由此他提出了“博学的无知者”这一形象:专家对自己那一小角宇宙“知道”得很清楚,却对其余一切一无所知,而且在面对自己无知的一切时,“不是像个无知者,而是带着一个在其专门问题上堪称智者的人的全部傲慢”。需要好好读懂:奥尔特加并不反对专业化,他称专业化对科学工作而言不可避免。他反对的是一所不再传承文化的大学,而文化是“每个时代的观念的生命系统”。他的回答是制度性的:“我会把一个文化‘学院’作为大学乃至全部高等教育的核心”,设五门学科:世界的物理图景、有机生命、历史、社会生活和哲学[1]。把这份清单与复杂系统学士专业起步阶段的三个模块相比:这三个模块集中了现行CBC六门课程的最低内容,即数学建模、科学与计算思维、经济学、制度与政府。我们应该把版权归还给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复杂系统

很容易说这个专业是在回归中世纪大学,回归整体性的知识,回归那种理解整个世界的博学者。历史学家们劝我们不要怀旧。雅克·勒高夫指出,12世纪的知识分子“认为并感觉自己是工匠,是一个有手艺的人”,而在最早的大学所在的博洛尼亚,“每个学院各自构成一个独立的行会”。Universitas是行会的名称,而不是知识普遍性的名称。中世纪真正留给我们的是另一样更谦逊也更有用的东西:作为预备教育的自由七艺,即进入各学院之前的一段共同培养。知识统一的理想反而是现代的。这个专业丝毫无意倒退回中世纪:它重拾的是一个在实践中被逐渐抛弃的现代理想。

这个专业丝毫无意倒退回中世纪:它重拾的是一个在实践中被逐渐抛弃的现代理想。

埃德加·莫兰在培养方案的论证部分被引用,他为这个问题命了名:“超专业化妨碍我们看到整体(它把整体切成碎片)和本质(它将本质消解)。”他还援引了帕斯卡,后者早在17世纪就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不具体认识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赫伯特·西蒙是方案征引的另一个名字,他在1962年把复杂系统定义为“由大量以非简单方式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系统,其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而是实践意义上的:从部分推断整体并非易事。比如电网、医疗基础设施、政治体系、市场、一座城市。

此外,复杂性这个概念在这所学府里也留有印记。1969年,奥斯卡·瓦尔萨夫斯基(他曾在精密科学学院的计算研究所创建数理经济学小组)写道,科学的民族特性在于“一切处于人类尺度的系统和现象所呈现的、自身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巨大复杂性”。作为对象、也作为阿根廷问题的复杂性,在布大有着明明白白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

敞开大门培养领导者

“没有它,人就只是‘专家’,成不了‘领导者’(专家+政治家)。”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笔记12(1932)。

第二个想法是:这样的专业为什么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重要。布大的使命之一,是为阿根廷各个领域培养战略性的领导者与领导层:国家、企业、科学、文化。而它完成这一使命的方式,在外人看来常常像是矛盾:开放入学,也就是以免费和无门槛入学为基础。这并不矛盾。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有理论深度和实证依据支撑:这个模式从1918年的大学改革起一路建构,经过1949年庇隆主义确立的免费制度,直到1984年阿方辛政府恢复正常秩序时,以无门槛入学和设立CBC实现民主化的开放。我们可以(借用亨廷顿的说法)把它们解读为阿根廷高等教育的三次民主化浪潮。

葛兰西在狱中写文章反对秦梯利的教育改革,反对“越来越多地推广专门化的职业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学生的命运和未来的活动都被预先决定”。他的替代方案是一种“统一的初始学校,提供通识的、人文的、陶冶性的文化教育”,从这里出发,“经过反复的职业定向体验,再进入某一所专门学校”。他说,新型知识分子从技术—劳动走向技术—科学,再走向历史的人文主义观念,没有这一点,他就只是专家,成不了领导者。他还补充了一点,我们听来格外熟悉:这种学校“要求国家能够承担如今由家庭负担的费用”。通识教育先于专业化,要的是领导者而不只是技术人员,还有免费,全都在同一页上。

另一条路是法国式的,布迪厄毫不留情地描述过它。大学场域“在严格的学术逻辑中再生产了权力场域的结构”,各学院被排列在“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一极和文化声望的一极之间”。而大学校制造出他所说的国家贵族:一个由学历认证加冕、通过考试和文化遗产选拔出来的精英,再象征性地录取少数平民阶层的学生,以维持精英选拔的幻象。法国先选拔后加冕。布大先开放后培养。胡安·卡洛斯·波尔坦蒂埃罗谈到1918年改革时说:它是“小资产阶级先进阶层最大的意识形态学校,是对抗寡头统治的反精英最常见的招募场所,拉丁美洲的大多数文官领袖都出自其中”。

法国先选拔后加冕。布大先开放后培养。

卡罗内、LambdaClass 团队,以及我们这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BA)参与这件事的人,始终放在眼里的灵感来自另一段经历,值得细看,因为它透露的东西比通常讲的要多。1920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大英帝国的版图达到极盛,却已显出衰落的裂痕,牛津大学设立了哲学、政治与经济学专业(PPE)。其章程将它定义为研究“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哲学、政治与经济原理”。它被称作Modern Greats,因为它要取代的是Greats,即古典古代研究,那是只留给通晓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的学问,用来培养那个已经改变的世界里将担任公职和文官的人。但 PPE 还有第二个目标,却较少被人提起。它取消了对古希腊语知识的要求(这门专长是最排外的私立学校的专属),从而把牛津最好的教育向出身公立学校的人敞开。其倡导者 A. D. 林赛想要拓宽顶尖教育的社会基础。不过,这场改革之前已有近二十年试图改革并扩大大学入学包容度的努力:自 1902 年起便不断有改革提案,试图扩大未来英国领导者培养的受众,却都没能在制度上取得胜利;1907 年当选大学校监的乔治·寇松勋爵推动了多项改革,并写进他的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University Reform中,其中,扩大大学的社会入口(面向上升中的中产阶层、工人和女性)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PPE 就是这一进程的产物之一。也就是说:就连牛津,为了培养出能理解新世界的领导层,也不得不打破一种极其排他的传统,并说服自己:战略领导力需要开放的入口。这就是 PPE 在牛津的意义。复杂系统学士专业把这份雄心带到当下:加入自然科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并立足于一所以开放入学为身份特征的大学。

一场实验,而非一次决裂

“对科学精神而言,一切知识都是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科学知识。没有什么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什么是现成给定的。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

加斯东·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1938)

第三个想法关乎这个专业作为一个项目的性质,在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清楚。复杂系统学士专业是一个实验性项目,取“实验”一词最实证主义、最科学的含义:一场受控的尝试,允许试错,目的是推进知识。它的实验性体现在对象、设计和教学法上。大学里有不少实验性质的学院、研究所、领域和倡议:新之处在于,这是第一个如此构想的本科专业。而在我们这些做公共政策的人看来,这有个名字:试点。试点允许特定的创新,因为试点本来就是为此而做的。它是一个受控的环境,在大学的工作框架内检验各种替代方案,并带有为此专门设计的特殊之处。

我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因为它引起的疑问最多:入学。这个专业以一门强化的导论课程开始,它是预备性的、必修的,属于培养方案的一部分,必须完整通过。这门课所做的,是把共同基础阶段(CBC)若干课程的最低限度内容汇集浓缩:科学思维导论与计算思维(这是 UBA 最新的课程之一,创设于2022 年,也是本地区规模最大的大学编程教学实践之一);代数与数学分析原理的综合;以及经济学、政府机构、社会与国家认知导论的结合。这就是强化版的 CBC,遵循的是其后专业的逻辑。在专业化之前先有一段共同培养期,这个想法是本专业所承接的所有想法中最古老的。它存在于中世纪的自由七艺中,存在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文化学院”里,存在于葛兰西的统一学校中,存在于校长里谢列·弗龙迪西所倡导的“文化基底”中,也存在于 1984 年设立 CBC 的决议里。一个集中这一阶段的试点并没有否定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实施,来检验它。

罗兰多·加西亚是精密与自然科学学院的院长,他安装了阿根廷第一台科学计算机,即著名的“克莱门蒂娜”,他留下了避免混淆的规则:“谴责‘过度专业化’并不会反过来通向跨学科,即便在跨学科研究中也不可能没有专家。”他说,跨学科“是一种工作方式,某种类型的活动”,而不是各部门研究的叠加。对机构而言同样如此。这个专业不取代专家,不取代各学院,也不取代共同入学。它尝试一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并把它置于观察之下。培养方案中包含一门实验设计课,教人事先界定怎样的结果才足以支持扩大、修改或中止一项干预。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这个专业本身。这正是实验与信仰之举的区别。

这个专业不取代专家,不取代各学院,也不取代共同入学。它尝试一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并把它置于观察之下。

UBA 这样做也不是第一次。克莱门蒂娜于 1961 年 5 月 15 日在精密科学学院的计算研究所开始运转,是阿根廷第一台投入运行的科学计算机,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把它当作研究工具。1963 年,这个研究所催生了阿根廷第一个大学计算机专业,也是拉丁美洲最早的之一。那同样是大学对自身做的一场实验。终结它的不是失败,而是警棍:1966 年 7 月 29 日夜里,几乎整个计算研究所集体辞职。

两年后,豪尔赫·萨瓦托(物理学家兼技术专家)与纳塔利奥·博塔纳(政治学家兼历史学家)共同写道,发展源于“当代社会发展中三个基本要素的多重协同作用:政府、生产结构和科技基础设施”。一个由公立大学、支撑它的国家,以及从它的课堂里诞生的工程公司共同设计的专业,正是这个三角的实际体现。所以在这里做这个实验是值得的。阿根廷限制高等教育的尝试,都是黯淡的、不合时宜的,质量也是下滑的:最近一次收费和严厉限制的做法,是上一届军政府实施的,UBA 尤其深受其害。许多现任教授和领导者曾参与军政府末期焚烧著名“蓝色支票簿”的抗议,这预示了高等教育最近一波民主化浪潮,即阿方辛政府所代表、并由校长弗朗西斯科·德利奇的管理团队设计和实施的那一波。

阿莱夫

我再回到贝尔特罗和博尔赫斯。当选的工程学院院长说这个专业是“知识的一种阿莱夫”时,并不是在打一个巴洛克式的比方。他描述的是这个专业想教人去看的问题:一个点,从中可以同时看到所有部分,而没有一个部分不再是部分。这段话众所周知,但值得完整地读一遍,因为叙述者在卡洛斯·阿根蒂诺·达内里家地下室里列举的每一个“我看见”,都可以被当作一门学科来思考:

“每一件事物(比方说镜子里的月亮)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的所有角度清清楚楚地看见它。我看见人烟稠密的海,看见黎明和黄昏,看见美洲的人群,看见一座黑色金字塔中心的一张银色蛛网,看见一个破碎的迷宫(那是伦敦),看见无数近在咫尺的眼睛像照镜子一样端详着我,看见世上所有的镜子却没有一面映出我,看见索莱尔街一处后院里的地砖,与三十年前我在弗赖本托斯一座房子门廊里见过的一模一样,看见葡萄串、雪、烟草、矿脉、水汽,看见赤道上隆起的沙漠和其中每一粒沙,看见在因弗内斯的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女人,看见她狂野的长发、傲岸的身躯,看见胸脯上的癌,看见人行道上一圈干燥的泥土,那里原先有一棵树,看见阿德罗格的一座别墅,看见普林尼英译本初版的一册,菲莱蒙·霍兰德的译本,看见同时存在的每一页上的每一个字母(小时候,我常常惊奇于合上的书卷里的字母为何不会在夜间混杂遗失),看见黑夜和同一时刻的白昼,看见克雷塔罗的一个落日,仿佛映出孟加拉一朵玫瑰的颜色,看见我空无一人的卧室,看见阿尔克马尔一间密室里的一个地球仪,在两面镜子之间被无限地复制,看见里海岸边黎明时分鬃毛翻卷的马群,看见一只手纤巧的骨骼,看见一场战役的幸存者在寄明信片,看见米尔扎布尔一家橱窗里的一副西班牙纸牌,看见温室地上蕨草斜斜的影子,看见老虎、活塞、野牛、潮涌和军队,看见地球上所有的蚂蚁,看见一具波斯星盘,看见书桌抽屉里(那笔迹让我颤抖)贝阿特丽丝写给卡洛斯·阿根蒂诺的淫猥的、难以置信的、确凿的信件,看见查卡里塔公墓里一座受人崇拜的纪念碑,看见曾经那样可爱的贝阿特丽丝·维特博留下的可怕遗骸,看见我暗色血液的循环,看见爱情的齿轮与死亡的变化,看见阿莱夫,从所有的角度,看见阿莱夫中的大地,大地中又有阿莱夫,阿莱夫中又有大地,看见我的脸和我的内脏,看见你的脸,我感到眩晕,我哭了,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那个秘密而假想的物体,它的名字被人们僭用,却没有任何人真正看过:不可思议的宇宙。”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1945)

没有人读完一个专业就能看见整个宇宙。但一所大学可以教人从不止一个点去看,不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作全部,并对用这种目光做出的决定负起责任。UBA 以前就这样做过,用的是一台 18 米长的计算机和一个只存在了五年的研究所。这一次,它是在自己的传统之内、敞开大门,设计一场实验、一次试点。这些想法所引起的反响让我们兴奋。我们希望让它们服务于新的问题和新的答案,服务于当下,尤其是未来:服务于那些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所处的社会各个领域中担任领导和做出决策的人的培养。

正如雷蒙斯乐队所唱:Hey! Ho!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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