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异象

在基金会三部曲中，这是科幻文学的经典之作，由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所著，主人公哈里·谢顿发明了心理历史学：一门融合数学、统计学和心理学的新科学，目的是预测人类行为。心理历史学能够预测大量人口即"群众"的行动，其认识论的局限是个人行为，无法被预测。

基于心理历史学的预测，哈里·谢顿发现银河帝国正走向不可逆转的解体和三百个世纪的无政府状态。人类仅有的生存机会是通过建立"基金会"将这段无政府状态的时间缩短至一千年。

但有一个问题。基金会可能失败。这是因为可能存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个体，具有扭曲现实和历史命运的高度能力。一个异常现象，在书中被称为"骡子"。如果我们将这个类比应用到阿根廷政治领域，哈维尔·米雷是否是对阿根廷政治体系而言的"骡子"的等价物呢？让我们来看看。

自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雷出现在媒体上以来，他就经历了一系列分析和新闻报道，试图捕捉或解释这一现象。从将其视为纯粹的媒体现象（基于他在电视上的高曝光时间），到局外人没有真正赢得选举的可能性，甚至是小丑。也曾尝试通过与其他政治人物、其他政党、其他意识形态传统共享的特征来解释他。作为九十年代反政治言论的单纯再现，作为UCD的复兴，或作为一个不着实际的仅有古怪之处的经济学家。甚至不乏陈旧的人想从可疑的"讽刺消费"范畴来解释米雷。虽然每项分析都捕捉了米雷现象的某个方面（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他是如此有吸引力的人物），但总体而言这些分析都缺乏一个根本因素：认真对待他。我们将尝试纠正这个错误。

哈维尔·米雷将自己定义为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术语，因为在西班牙语传统中，自由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同时也是英语术语"libertarian"的直译，这导致两个本应不可调和的概念重叠。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libertariano"，以将其与古典无政府主义者区分开来，因为后者的政治纲领是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如果像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或塞韦里诺·迪·乔瓦尼这样的老无政府主义者看到自己与米雷处于相同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他��会从坟墓里爬起来，再死一次。与古典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哈维尔·米雷是约翰·洛克式的私有财产的自然主义者。对于英国哲学家来说，私有财产先于社会契约，因此也先于国家，因此具有"本体论优先性"，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的存在可以不需要国家的存在，而对于其他思想家，包括马克思，现代国家的存在建立了私有财产。对于很大一部分政治哲学文献来说，没有法律秩序和国家就没有财产。正因为如此，对于整个左翼传统，消除国家将导致私有财产的废除。在其积极版本中，国家可以随意处置私有财产，因为这种财产的存在得益于国家保证的法律秩序。这是一个我们在此不会重新阐述或解决的讨论，因为它是琐碎的。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出这个二元论。

从政治角度来看，它提供的新颖之处在于将奥地利自由主义的思想引入阿根廷政治议程。说起来光荣，在哈维尔·米雷出现之前，我对奥地利学派一无所知。基本上奥地利学派所提议的与自由主义相同，或者说给它一个新标签"洛克式最大主义"：国家缺失但私有财产保留。完全的自由放任经济。当出现私有财产如何在没有国家框架中维持的问题时，答案几乎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武力。由此而来自由主义者和武器之间的意识形态联姻。武器本质上是私有财产的最终保证，因此也是自由的保证。这个思想也被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其象征是黄黑相间的旗帜。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的出租车一样？巧合？我不认为。

此外，米雷构建了另一项相当有效的意识形态运作，那就是将这个看似完全外来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传统与当地传统相结合。而不是与任何当地传统相结合，而是与阿根廷"建国者"的传统相结合。特别是与负责起草1853年宪法的胡安·巴蒂斯塔·阿尔贝迪，一位公认的自由主义者，他本身从美国"建国者"那里获取了他的思想。但这个血统并不止于此，它还延续到了80年代一代的政府（萨米恩托、阿韦亚内达和罗卡），30年代的保守派政府，阿尔贝托·韦内加斯·林奇的思想，UCD，最后是多明戈·费利佩·卡瓦略。通过这种方式，米雷试图创造一个清晰的分界线：每当阿根廷追随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时，它都是一个繁荣的国家。每当它迷失在伊里戈延、庇隆、阿方辛和基什内尔等民粹主义政府的迷雾中时，它就在货币发行和公共支出的海水中沉没。从这个分界线或界限出发，米��可以表明自由主义传统如此阿根廷（甚至比庇隆主义本身更是）"最幸福的日子总是无政府资本主义的"。

米雷现象的出现与其背景密不可分。自2011年以来，阿根廷处于永久危机状态。在同一个十年中，其资源不足的邻国玻利维亚采用了包容性社会模式并实行了财政纪律，将GDP翻倍，而阿根廷却保持不变。当然，翻倍一个低值的东西更容易，这是事实。然而，该地区的平均水平接近每年1.5%的年增长率，而阿根廷根本没有增长。整个十年没有实际增长，对任何国家和任何政治体系来说都太多了。正如有人辩称有过"十年黄金期"一样，我们也可以谈论"失去的十年"。

从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第二任期开始到现在，经历了三个政府，成果都不好：货币贬值、国际储备破坏、GDP停滞、以比索计价的债务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增加、工人购买力破坏和贫困增加。

然而，当向政治领导人询问这种管理表现不佳时，根据政治立场的不同，答案或多或少如下：前任的错。对于阿尔贝托来说，灾难的原因是马克里，对于马克里来说是克里斯蒂娜。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言论都是部分真实的。

阿尔贝托继承的国家有���重的债务问题，但政治决心的缺乏破坏了所有重组经济的尝试。马克里接手的国家有很强的宏观经济失衡，但债务较低。他没有降低财政赤字，而是用美元债务为其融资。克里斯蒂娜从她自己那里继承的国家有相当多的正面指标，但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失衡，如公共支出、为其融资的发行和能源补贴的巨额。

另一个回应，虽然有点"与时俱进"但同样系统性的，是由于缺乏长期共识而导致失败。这是"新一波"专业政治家共享的论点。如果我们将克里斯蒂娜和马克里视为"老一代"，两个阵营的"自然继承者"将是拉雷塔和塞尔吉奥·马萨。两位候选人都认为自己是彼此的有效对话者，也就是说，两人都认为代表一个"建设性"的反对派和长期共识，广为宣传的阿根廷"蒙克洛亚协议"。这一直在庇隆主义的更保守部门（杜阿尔迪主义、米格尔·安赫尔·皮切托及其整个一群人）中作为咒语不断重复。然而，也许这个论点来得太晚了。不是因为它不是真的，而是因为专业政治也许已经没有空间来实现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的某些部分（除了每个选举阵营的核心，他们确实相信"错在别人"的论点）的看法是，阿根廷经济灾难的责任由整个领导层共同承担。

哈维尔·米雷以异常的方式利用了这种永久失败的感觉，没有它就不会有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米雷作为一个现象爆发并出现，质疑整个体系。这个行动在经济学家的战略中是基础性的，因为它试图建立一条新的分界线，一条新的"鸿沟"（这是自2003年以来一直组织政治的二元论的广告/新闻名称，是在"民族和人民"阵营与"共和"阵营之间），从而试图重新定义当前的政治地图。这是哈维尔·米雷的最高目标，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自由主义最大主义论题"(TML)。这个二元论主张一方是政治建制派（FdT和JxC），经济灾难的共同责任方，另一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哈维尔·米雷的温和无政府资本主义。候选人本人曾说过，由于无政府资本主义在其纯粹形式中是不可行的，他的次优选择是最小化政府。

米莱斯创立手势的矛盾之处在于，与这位经济学家本身愿意接受的相反，它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手势，正如埃内斯托·拉克劳在《民粹主义的理由》中所描述的，其中裂痕、分裂，即创造"他们"和"我们"不仅仅是话语性的，而是政治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那些早在2005年左右做过这个的人的战略继承者：基什内尔夫妇。凭借克里斯蒂娜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参议员候选人的第一次参选，以及随后庇隆主义权力中心从爱德华多·杜阿尔迪向内斯托·基什内尔的转移，这对夫妇成为了国家的新政治中心，建立了一个"鸿沟"，这将定义到今天的政治光谱。甚至对基什内尔主义的最坚定反对者，JxC联盟最终也接受了这些条款，并将自己定位为基什内尔主义的反对者，但不争夺战场。JxC完全将自己定位为反基什内尔主义，通过此举实现了2015年的选举胜利，但同时让步了基什内尔中心地位的论点。这就是为什么一旦马克里获得总统职位，他就无法摆脱克里斯蒂娜，因为那种二元论对JxC来说是基础性的。这个效应在马克里的任期中会非常有力地部署，克里斯蒂娜回归的阴影越来越大，几乎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也许这，绝不可忽视的，是米雷所代表的新颖之处。好吧，对于米雷来说，民族和共和派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集团的一部分，而他代表的是新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建制派（理解为专业政治家的集合，基什内尔主义和马克里主义）和哈维尔·米雷或"自由思想"之间将存在���条新的鸿沟。

虽然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这种新的二元论似乎开始渗透到政治建制派的不同阶层。在最近几周，不同的新闻门户网站转播了一份在政治圈子（我们可以称之为"roscosfera"）流传的民调，该民调将哈维尔·米雷列为形象最正面的候选人，第二名是霍拉西奥·罗德里格斯·拉雷塔。但被称为"为了改变而团结"的政治/媒体联合体的反应并不迟缓。同一周内，Baby Etchecopar出来攻击米雷，随后劳斯托发言，最后是最近加入马克里派系的马丁·特塔斯。但这还不是全部。毫不迟钝也不懒惰的马克里利用他在桥牌中的灾难性表现，插入了两张高压力的照片：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合照，以及与迈克尔·赛勒合照，他有点像比特币商人阶层的"大师"。马克里的这个姿态意味着两件事：首先，看起来马科斯·佩尼亚仍然有生命迹象，其次，整个Pro派领导层都感受到了民调的打击。

这些回应可以被描述为系统性的，即由专业政治家们的回应，他们试图证明这个异常候选人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与他们竞争。有点像政治的免疫系统试图消除一个外来物。然而，这些回应，根据我的理解，是鲍里斯·约翰逊、唐纳德·特���普、贾伊尔·博索纳罗、马泰奥·萨尔维尼、西班牙的沃克斯党以及一大批其他候选人崛起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因为它们产生的效果与预期相反：这些声明试图诋毁他，但诋毁恰恰是一个症状，表明他们认为他至少是一个可观的敌手。仅仅几个月前他还不是。正是这种矛盾的机制将这类候选人推向民调的高位。越是试图�贬低他们，就越能确认公众的认知，即该候选人确实对既得利益集团构成威胁。事实上，米莱的追随者有一个歌曲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其中包含"既得利益集团害怕"。这些回应早已在上次选举前的阶段出现过，当时人们说米莱"仅仅"是一个媒体现象，但事实证明他不是。 

在米莱异常现象中，另一个绝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反共主义。这是我们在其他文章中探讨过的主题，如这篇、这篇和这篇；但它已经成为了许多青少年的身份标签���这些年轻人大量接触互联网论坛，如Reddit、4chan、Rouzed、Hispachan等等。虽然从最字面的意义上讲，反共主义似乎是冷战修辞的复活，但"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实际上是对那些主张强有力的国家经济干预的人的隐喻。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可能是隐喻性的，但在其他情况下似乎是绝对字面意思，这通常会引发一整个话题的讨论，最终陷入那些错误使用该术语的人的愚蠢。这也会适得其反，因为这种"共产主义者"范畴复兴的目的不在于讨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而在于探讨公民社会可以容忍的国家干预程度。再次，米莱拥有道德优势，因为过去十年高度干预在最低程度上已被证明是低效的。任何政治既得利益集团都必须应对这个不断流行的梗，用来描述所有国家主义制度的政府。归根结底，"共产主义者有多愚蠢"这个梗的作用是试图证明国家干预对当前经济没有任何积极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反共主义"梗中潜在的危险，那就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人也容易越���民主界限，明确或隐蔽地为1976年的军事独裁制度辩护。虽然这不是直接关系，但也不是应该视而不见的现象。 

上述任何内容都不应被理解为尝试预测选举结果。TML战略的成功或失败最终取决于历史时期和数百万个可能（或可能不）相互协调以实现选举胜利的因素。如今，选举胜利的可能性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让我们记住，同样的感觉伴随了特朗普、博尔索纳罗和英国脱欧的所有竞选活动。当然，这还不够，否则任何不可行的候选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唐纳德·特朗普。

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超越选举未来，米莱异常现象是否有能力重新配置政治制度。也就是说，他的"他们与我们"的操作是否成功。试想一下，虽然唐纳德·特朗普输掉了选举，但特朗普主义仍然存在：从最尴尬的边缘如QAnon、反疫苗者和各种阴谋论者，到那些对特朗普时代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实用主义辩护的人。如今，这位前总统所建立的分水岭似乎仍然存在。当然，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输掉了选举。

"自由派阵营"的持续与否取决于拉克劳明确指出的另一个因素，即一个政治人物可以表达的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不仅需要存在"他们与我们"的分割，还需要创建一条链来协调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这是公民社会中的合法诉求，由于其历史上的持久性，最终成为公民参与/组织的核心。粗略来看，米莱似乎协调了几个需求，如不安全、找到工作的可能性、需要有进步的前景、控制通货膨胀、贫困等。米莱协调这些需求，因为对这些需求的解决方案是实施自由主义政策，即：a)降低货币发行 b)降低工作税收，因此增加工资 c)通过财政/货币纪律减少通货膨胀 d)终结"既得利益政治阶层"的特权。

米莱的新颖之处在于，与"温和"选项不同，米莱选择了直接走向与佩隆主义最对立的意识形态极端的道路，而其他专业政治力量（UCR；PRO、FIT）总是以更模糊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一般来说，非佩隆主义力量往往承认佩隆主义的目标是好的，但实施的政策是坏的或不充分的。米莱直接主张佩隆主义在概念上是错误的。这种战略，加上他拒绝加入传统结构、他的意识形态信念和他独特的沟通方式，对其他政治力量构成了挑战，主要是因为25岁以下的青年接受了米莱的想法，他们粗略来看几乎在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佩隆主义政府，即国家干预的政府下。

最简���的分析可能会谈论"反政治"的胜利，一切都是媒体"自上而下"的实施，米莱是媒体经济既得利益集团的候选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解读。我认为米莱拥有非常活跃的积极分子，并且总体上采用"自下而上"类型的战略。对此，我举一个例子：在众议院选举期间，米莱的积极分子在互联网上推出了他们称之为"柯克犬行动"的东西。柯克犬这个术语源于用户@heraldobosio的推文，其中他将"老马克里主义者"的表型描述为具有"柯克犬毛发和库尔特·柯本失落眼神"的人。

"柯克犬行动"的目的正是通过极低质量的梗让老马克里主义者相信马克里支持米莱而不是支持玛丽亚·尤金尼亚·维达尔（拉雷塔的候选人）。随后，他们开始占领老马克里主义者（他们将其区分为劳尔和玛贝尔）的各种WhatsApp和Facebook群组，分享相关的梗。这是一次"草根运动"（有意安装梗或术语但假装是"有机的"）操作，足以媲美20世纪60年代的中情局。这是米莱积极分子承诺水平和候选人与在线社区关系流畅性的一个例子。米莱拥有一个绝不可轻视的头衔，即成为被互联网祝福的候选人。这可以在不断增长的以米莱为中心的梗中看到，这些梗将他描绘成弥赛亚、帕拉维奇尼"预言"中的灰衣人、嘴巴帽子（米莱是博卡球迷）或喝着纸箱葡萄酒的人。或者发生在亚历杭德罗·卡特贝格表达之后的情况，他说米莱的选票由"Rappi摩托车手"组成。与似乎总是以贵族或上流社会为参考的阿根廷自由主义传统相反，米莱在低购买力部门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受欢迎程度，以某种方式实现了似乎不可能的炼金术："人民自由主义"。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被考虑在内，因为它们将在总统选举中发挥关键作用。

虽然在多年的或多或少国家主义政府之后，激进转向最小主义政策似乎有些勉强，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阿方辛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先例。有必要回忆的是，可兑换性是对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通货膨胀危机的回应。如今，尽管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情景是不同的，但它有"家族相似性"：一个政治领导层似乎找不到解决阿根廷永恒经济问题的方案。而���一看起来似乎符合成为候选人资格并掀翻局面的政治人物，不过是那个发型奇特的经济学家。也许这正是某些年轻人在米莱身上看到的：需要尝试与过去十一年经济政策完全不同的激进解决方案。剧烈变化前都会有急性危机。

最后，为了结束这篇冗长的文章，我回到开头的问题，得出结论，米莱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根廷政治中的异常人物，但这种异常性对候选人并无害处（尽管系统性回应试图表明），相反，他的异常性质是他的主要优势。也有可能，所有这些推理只是一个过度接触互联网的思想的产品，为什么不呢。然而，考虑到即使如此，米莱的政治项目也可能失败，阿根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和"反共"青年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