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斯·阿兰布鲁的《仪式》:沉沦者与得救者的纪事

这篇书评我想先从自己说起：我这辈子从没碰过毒品。我可以说这是因为我的天主教教养，但说实话，我就是从来没兴趣。再说，我对这事也没什么保守立场，我不认为大麻总是“通往其他毒品的大门”，我认识抽大麻的人，他们生活过得不错，甚至比我还好（这也不算多难）；我听的音乐里也不断提到娱乐性用药；同时我也明白滥用药物 背后牵涉着一整套复杂的网络，这些问题必须严肃对待。我大概可以说自己是straight edge，可惜我偏偏很爱喝酒。《Las ceremonias: crónicas de personas que usan drogas》（El Gato y la Caja，2023）的作者马科斯·阿拉姆布鲁（Marcos Aramburu）则正好相反。他说自己出身于一个“进步派”家庭，并把自己用药的经历与“冲动、自发的决定、在你来得及理性思考之前就已经开始执行的行动”联系在一起。

在这本报道集里，阿拉姆布鲁提出了这些问题：用药的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处境把他们带到了这一步？ 作者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 Gelatina 上《Industria Nacional》的联合主持人，这是一档由佩德罗·罗森布拉特（Pedro Rosemblat）主持的直播节目。他的角色一直是playmaker，负责打破政治类节目可能带有的“严肃感”。只要有什么好笑的事，你准能听到他大笑或者抖个包袱。他也是“Fábrica de jingles”这个环节背后的脑子，这个环节用幽默的方式翻唱改编歌曲，这种做法九十年代就有了，比如Videomatch 的“Top Forry”和Todo x 2 Pesos 的“Ranking Musical”，只不过这次对准的是阿根廷国内的政治时局。

在这本报道集里，阿拉姆布鲁提出了这些问题：用药的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处境把他们带到了这一步？

就我个人而言，阿拉姆布鲁是个让我着迷的媒体人物。就像存在“阿根廷大男子”（macho argentino）一样，文化层面的基什内尔主义也催生出了它的更新版：阿根廷小哥（chabón argentino）。复古球衣的穿搭加牛仔夹克，崇拜马拉多纳和“印第安人”（el Indio），带点厚脸皮、爱开玩笑但又很够意思的做派，再加上“Nac & Pop”的理想，很多阿根廷年轻人想扮演这个阿根廷小哥的原型，却惨败收场。但马科斯·阿拉姆布鲁不会，这也让他成了写《Las ceremonias》这样一本书的合适人选。

全书共四篇报道。在《Un lugar mucho más bello》中，阿拉姆布鲁采访了卡罗拉、特拉钦和索尼娅三位跨性别者，她们多年从事性工作，如今在跨性别记忆档案馆工作。她们讲了数不清的轶事：情色游戏、与法律的摩擦、毒品贩运，毒品与性在其中不断纠缠。在《Perseguir al dragón》中，阿拉姆布鲁在一家披萨店见到了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七十年代曾是蒙特内罗斯（Montoneros）的成员，抽大麻，还是同性恋，这在当时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组合。当他身为鲁奇派工会成员的哥哥被杀，并且有人怀疑凶手是自己人时，米格尔越来越依赖大麻，多年间陷入成瘾、纵欲和不断挥霍金钱的恶性循环。Todos estamos acá讲述了亚历杭德罗·帕斯夸莱（Alejandro Pasquale）的故事，他是一位造型艺术家，把在迷幻药作用下作画当成一种“斗争”。在最后一篇《Un yaguareté azul y rosado》中，阿拉姆布鲁讲述了自己与大麻、可卡因、LSD、DMT、神奇蘑菇和死藤水的个人经历。作者在这里变得很私人，并着重谈到死藤水，原因是他的母亲：她在因乳腺癌去世之前，曾试图在死藤水中寻找出路。他采访了亲戚和家里的朋友，试图重构母亲那模糊的形象。

这本书出版于2023年4月，正值全民阵线（Frente de Todos）执政期间，而阿拉姆布鲁2019年大概率投了这个政府的票（我也是，我可没在评判谁）。你可以走最偷懒的路线，说“当然啦，一个进步派会在进步派政府任内写一本关于同性恋和毒品这类进步派话题的书”，但《Las ceremonias》证明它远不止于此。这四篇报道之间有几个交汇点（当然，除了毒品之外）：政治、行动主义、上一次军事独裁、哀悼、性，以及其中最具决定性的一点——阶级。

前两篇报道都讲了在上一次军事独裁期间及之后身为性少数的经历，但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独裁期间，卡罗拉、特拉钦和索尼娅因为是跨性别者而被社会排斥，由此迈出了性工作的第一步。米格尔在78年接触到了可卡因。卡罗拉、特拉钦和索尼娅直到九十年代才勉强碰到“白货”。米格尔从可卡因转而在欧洲尝试大麻脂，甚至还在那儿读过一阵书。卡罗拉、特拉钦和索尼娅的故事里，常出现的地方是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和监狱。米格尔戒掉了毒瘾，身体状况良好。卡罗拉、索尼娅和特拉钦则仍在承受多年用药留下的后遗症。对米格尔来说，用药是在“追龙”；对卡罗拉、索尼娅和特拉钦来说，毒品是这行当的一部分。很明显，这两个故事的差别在于社会融入与排斥这一两极。即便在独裁结束后的“解禁”年代，这种两极依然存在。

阿方辛时期，福格维尔（Fogwill）谈到过一种“军政权的文化遗产”，意思是，即使在83年12月之后，那七年的某些延续性依然留在国家政治和阿根廷人的集体潜意识里。“多年的独裁让人把民主的概念（人民的政府）与自由和保障的概念混为一谈，而后者正是人们一直费力想赋予民众的东西。对于1983年12月上台的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确立自由和保障更容易的了：只要不作为就行。”他写道。这种“不作为”在第一篇报道里一目了然。即便军政权已经结束，像卡罗拉、特拉钦和索尼娅这样的女性依然被排除在劳动世界之外，遭警察暴力对待、遭性侵，几乎是例行公事般地进了监狱。米格尔，即便在七十年代身为同性恋又是庇隆派要承受种种，也无意贬低他个人的悲剧，但他拥有卡罗拉、特拉钦和索尼娅得不到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帕斯夸莱乃至阿拉姆布鲁也是如此，他们用药出于个人探索。帕斯夸莱是出于对迷幻文化的“行动主义”（他主张六十年代之所以禁止迷幻药，是因为它“打开了”年轻人的头脑，让他们“不想去打仗”），而马科斯则是出于“冲动”，纯粹因为想做就做了。

我相信阿拉姆布鲁对这一切心知肚明。《Las ceremonias》不是一本回避阶级动态的书，我甚至想说它在呈现这些方面做得不错。他采访时既不评判，也不居高临下地描写；他对这些人物的好奇相当真诚，而且虽然所有报道都以第一人称写成，也穿插了几段个人反思，他却没有走冈佐路线，并且知道故事需要时该从舞台上退开。这正是《Las ceremonias》最强的地方：它不仅读起来轻松顺滑，而且不以居高临下或说教的目光看待主人公；相反，阿拉姆布鲁的目光充满共情与好奇，即便在最乏力的时刻也是如此。

《Las ceremonias》不是一本回避阶级动态的书，我甚至想说它在呈现这些方面做得不错。

《Las ceremonias》的问题更多出在报道的排序上。第一篇最集中地呈现了毒品的影响和边缘化群体所遭受的系统性不公，而最后一篇却是把毒品当作个人探索，这说明了这本书什么？又说明了那个时代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说明了它出版时的语境什么？2023年4月所能看到的，是上一届庇隆派/基什内尔派政府的制度危机、经济危机与文化危机，那是在自由前进党（La Libertad Avanza）于8月初选中胜出之前，庇隆派/进步派/Nac & Pop的文化圈子还陷在一团迷雾里，拼命想重新赢回阿根廷人民的心。在某种程度上，《Las ceremonias》可以被读作晚期基什内尔文化的安魂曲，就在米莱主义文化把一切翻转过来、逼着各个政治和文化阵营重新审视自己之前。

我特别留意第一篇报道中提到福音派教会的那一段。卡罗拉拼命想找到精神上的帮助来戒掉毒瘾，于是去找了邻居亚妮娜（同样是跨性别者），后者把她带进了福音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大部分戒毒中心都由福音派经营，这并非偶然，”阿拉姆布鲁揭示道。当他问福音派是否有什么戒毒项目时，卡罗拉回答说没有“任何项目”，但他们确实给她找了“在好几个地方打扫卫生”的工作，这让她得以“改变生活”。事后诸葛亮地看，令人在意的是，明知下一届政府会与这个机构有那么深的亲近，书中对福音派教会在社会最弱势群体中的存在却没怎么着墨。阿拉姆布鲁反而是这样来理性化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需要觉得自己属于某种更大的东西。对于用迷幻药的人来说是宇宙，对于福音派和卡罗拉来说是上帝的国度。”正是在这样的段落里，阶级作为决定性因素被抹去或忽视，暴露出那个时代进步派的某种短视（这种短视我也有过，再说一遍，我可没在评判谁）。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阿拉姆布鲁作为报道作者的长处之一，是他不评判也不对人物说教，我也怀疑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追问你今年打算投给谁，但恰恰是在这些细节与省略里，在结构上（他对故事的选择及其顺序），我们才能隐约看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何方。《Las ceremonias》因此是一部相当稳妥的报道合集，笔触朴素而充满共情，写的是吸毒者，并一路深挖这种生活方式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它也是某个时代的文化器物，那个时代即使才过去三年，看起来也已经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