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如何加剧我们的长期不满足

我还记得疫情期间，所有人都在网上买家用的东西。好像为了隔离，我们需要一大堆东西似的。当然，也有人把买东西当成出门找点事做的借口，比如我一个朋友，整个疫情期间都在 marketplace 上买东西，然后开车去取，这就是她的乐子。买东西，是为了去取东西。满足感与其说来自消费本身，不如说来自她围绕这次消费给自己安排的活动——去取买来的东西，变成了一件可做的事。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消费不是为了物品，而是为了购买所制造出的那种时间结构？我现在想到 Shein，想到东西寄到要花的那段时间，那段等待。如果消费也可以是一场小小的冒险、一个计划、一件值得期待的事，一种给日子搭起骨架的方式呢？

最近我迷上了运动套装。我一头扎进 Instagram 算法每天为我备好的那份无限紧身裤目录，颜色、剪裁、质地各不相同，刷个没完。没错，我很想说自己只看哲学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可惜不是，我看的是紧身裤。我任由 Instagram 把它想卖给我的东西统统推到眼前，因为既然要来一口多巴胺，那就得来点好货。有时我甚至会跑去实体店试穿，只为确认它们确实好看，但穿在我身上就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显然，做调研比真买下来更让我快乐，不过我也不觉得自己赢了这场仗，因为我花在刷屏、试紧身裤、和消费欲玩抵抗小游戏上的时间多得吓人。对紧身裤的执念，是不是给了我一件可做的事？

每逢这种时候，那套和营销配合得天衣无缝的自爱话术就在拐角处等着我们：“姐妹，宠宠自己吧，这是你应得的，不然你累死累活上班图什么”。自爱与对辛劳的道德认可，被揉在一起，成了卖点。这不是消费，这是公道：买下它是理所应当的，像是一种弥补。这些口号既可以帮你减轻购物后的负罪感，也可以推你一把去下单；我自己就不止一次搬出这套说辞，说服自己某笔开销是合理的。一次购物可以是一种发泄，也可以是对糟糕的一天、一份不安、一阵焦虑的补偿。至于效果消散之后会怎样，那件东西混进我们早已拥有的其他物品里之后又会怎样，就另当别论了。

算法从来不给你看你的衣柜、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它只给你看你还缺什么。

理智上我承认自己不需要更多紧身裤了。我的衣柜满满当当；衣服多到几乎穿不过来，衣服比穿它们的场合还多。可有时我还是觉得少了一条：换个颜色的、换个剪裁的、更时髦的、用来替换上一条的、这回总算能穿出我想要的效果的。算法从来不给你看你的衣柜、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它只给你看你还缺什么。我怎么会一边觉得已有的紧身裤够了，一边又想要别的？是存在某个要达到的数字，还是问题从来就不在数量上？我不再看紧身裤，开始观察欲望本身：它如何在我刷屏时被构建出来，如何靠重复被制造出来。

“不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在这番探寻中，如果我不再盯着物品，转而研究其中的机制，就能看到有一整套物质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基础设施，在解释那种“什么都永远不够”的感觉。首先，我觉得我们时时刻刻看到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至少看上去我们比以前看到的更多。持续暴露在社交网络的图像洪流中——那些发生在我们不在场之处的生活与事件、那些我们并不拥有的物品——助长了这种“不够”的体验。

我更愿意把这看作一种时代境况，而不是一个需要纠正的问题，以免落入个人归责的陷阱——按照那种说法，我们都是停不下刷屏的上瘾者。事实是，刷屏这个设计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找到什么，而是遵循赌场老虎机的逻辑，让我们相信下一个可能更好。这会导致一种被称为“机会疲劳”的状态：可选的东西很多，但我们总以为最好的会是下一个冒出来的。我和紧身裤之间就是这样。那种觉得“踏破铁鞋”的那一刻是可能的、却总是再往前一点点的感觉。看到这里，我停下来问自己：限制会不会反而起到某种护栏的作用，或者像一剂舒缓的药膏？会不会限制反而给了我们自由？比如说，住在一个没什么可做的小镇，会不会让我们摆脱无法同时赶三场局的FOMO？

算法非常擅长理解我们的欲望，甚至能放大它、引导它，这背后有大量的工程设计。对注意力经济而言，我们的感受力就是有待开采的资源。积累是一种永不停歇的范式，靠着永久的不完整感茁壮成长。所以满足对积累的逻辑来说是件麻烦事，因为后者依赖循环永不停止。如今主导着我们人际关系与交换的资本增殖，需要的是精疲力竭的身体和过度兴奋的头脑，因为不适是有利可图的，也因为我们即使疲惫不堪也能继续消费——或者说，恰恰是在疲惫不堪的时候最能消费。

最后，我怀疑“想要征服更多”和我们理解时间的方式密切相关。一种线性的、累积的时间，像一支箭一样“横扫”向前，不断征服、不断获取，而且永远存在一个比当下更好的“之后”。

向往型欲望

“不够”的路径由最显而易见处通往最深处：它先作用于物品与占有，拥有的永远不够，再蔓延到身份认同，自己永远不够好，最后渗进我们的依恋之中。我随时都能听到它，每当人们说出这类愿望：“我好想去练瑜伽”“多读点书”“存点钱”。

我在想，在这些情况下，欲望真正指向的是那项活动，还是那项活动所许诺的自我形象？我是真想做这件事，还是想成为做这件事的那种人？一个欲望可以完全是“借来的”，却依然撑起一段组织着人生某个阶段的幻想；有意思的不是它是否真实，而是它在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从来听不到“我好想学变魔术”，或者“我好想每天看四个小时《辛普森一家》”。听不到，是因为这些愿望未必受到社会推崇，也不附带什么正面回报，不像健身、存钱或学一门外语那样。也许这类向往型欲望之所以这么好使，是因为它们是对世界的刺激或要求的预制答案。面对一种不适或一股冲动，世界早已备好一份现成的答案目录，从目录里挑一个总比自己发明新东西容易。有现成的编舞，有现成的剧本。继续赛跑比退出容易。甚至，继续做下去比停手容易。

我们也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有魅力、不够机灵、不够成功，或者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有趣，不值得展示或讲述。这套逻辑在女性身上运作得格外猛烈，glow up的潮流就把这一点暴露得清清楚楚。glow up许诺你：只要在一段时间里做一大堆事，就能享受脱胎换骨、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但现实是，如果一种节食方案有始有终，开始了就会结束，那谁也卖不出去。如果节食一次就完事，节食和makeover就成不了生意；它们之所以是生意，是因为永远还差点什么，护肤流程里永远还能再加一样产品，永远还有一个新的练臀动作，或者再来一条健身穿的紧身裤。

谁害怕知足？

思考“足够”，很快就会撞上知足常乐被视为不思进取的问题。追求进步、不满足于现状是人的一种品质，自我超越是人类在历史上以各种方式追求的东西。但“知足”这个念头被妖魔化了，被扣上贪图安逸、没有全力以赴的帽子。事实上，永远忙碌、火力全开、冲冲冲本身就被当成一种价值，甚至连累也成了你混得好的标志（老天，这是什么狗屁世界）。这里值得问一句：我需要永无止境地继续自我实现、自我提升、获得、争取，ad aeternum，这对谁有好处？永远追着什么跑，除了让我们和当下脱节，还让说出“到此为止”这句话显得可疑，仿佛那是一种认命、平庸或缺乏野心，还伴随着掉队的风险。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道德体系里，停下来似乎总需要一个理由。

“知足”这个念头被妖魔化了，被扣上贪图安逸、没有全力以赴的帽子。

这一切都有可能听上去像是在号召人们降低期望、满足于更少，或者像一份极简主义宣言——可对很多人来说，匮乏是真实的物质问题，这样说就未免虚伪了。我试图思考的，与其说是拥有多少，不如说是一种“够了”的体验，一种我们可以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停下来的体验。即使是资源绰绰有余的人，也可能很难体会到“足够”。这也无意成为一番说教，规定人该消费多少、欲求多少。那些尺度——胃口与满足的尺度——是非常独特、私人甚至因时而异的参数。我感兴趣的是分析一种被内化、被自然化的模式。机制在隐形时运作得最好，也许看清它们并不足以将其拆解，但至少能让我们不再把它们误认为事物的自然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思考“足够”，就是一种退订方式，哪怕只是暂时的——退订那种永远缺点什么的要求，退订匆忙，退订总觉得自己迟到了的感觉。

依恋的移动门槛

难点不在于“足够”不存在，而在于我们本可以体验到它的那个点似乎总在后移，像一条随着我们前进而不断退去的地平线。消费需要满足转瞬即逝，因为一个满足了的消费者就会停止消费。为此，光提供新东西还不够：还得不断挪动“足够”的门槛。

这件事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它可能是一种动力。问题出在这种挪动开始建立在一种已不再对我们自己有益的依恋之上。Lauren Berlant 把这样一种关系称为残酷的乐观：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本身，最终阻碍了我们的发展。乐观的部分，是追逐承诺时那种热情、振奋甚至狂喜的状态。就像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更有意义了，或者变得更好玩、不那么沉重。残酷的不是欲望本身，而是我们与某个对象、某个场景或某种美好生活幻想所建立的那种联系——即便它已不再让我们靠近它所许诺的东西，甚至开始伤害我们，它仍在继续组织着我们的生活。

匮乏里有一种向前的追逐，有方向，有意义：那就是追着胡萝卜跑。路线是画好的，目标是明确的——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匮乏制造方向感、计划，甚至希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类逻辑如此难以放下：它们安排时间，安排人生。知道自己在追什么，本身就带来一种安心、一种舒适。因为一旦缺了点什么，方向就自动给出了：奔向下一次购物、下一个目标、下一次upgrade。可如果我们突然说一句：“好了，有这些我就够了”，一个难得多的问题就冒了出来：“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匮乏本身更让人不安，因为它逼着你停下来，去观察，去呼吸，去栖身于当下。在那一刻，至少在一小会儿里，我们不再追着什么跑，于是只能自己去发明一种活法。

不是饿了，是渴了

软件行业让“测试版”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也带来了永久更新的逻辑。测试版的东西已经能用了，但还没完全做完，离正式版还差点意思。它可以改进，也被期待着改进。我怀疑这套模式是不是最终也渗进了我们的生活：我到底还要准备多久，才能开始生活？有句话据说出自莎士比亚：“先生们，这不是彩排，这就是人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说过，但保险起见，我总是会引用它。也许“足够”意味着可以不再延期生活，可以从那场为人生做的永无止境的准备中下车。

永久更新的形态，与格拉夫顿·坦纳在《永远主义》中提出的洞见遥相呼应，他在书中分析了当代社会为何难以制造结局。坦纳认为，我们生活在一种回避结局的文化里，而结局恰恰是让我们意识到某件事结束了、完成了的东西。结局总伴随着某种满足或解脱，哪怕也可能带着痛苦或悲伤，带着几分告别的意味；而当什么都永不结束，这些感受就失去了浮现的机会，这些情感就被悬置了。界限和结局赋予我们中断的权利、沉默的权利，甚至遗忘的权利。

当我们审视“不足”是如何铺展开来的，就会发现，不满足不再只是一种私人感受，而开始变成一个政治范畴。满足和界限、和结局联系在一起，没有结局，就没有断点、阶段和庆祝。庆祝是一个里程碑，它的诸多功能之一，就是把一个时刻、一件事定格下来，相当于在说：“在转向别的事情之前，这件事值得被标记、被好好待一会儿。”通过庆祝，我们承认某样东西已经足够了。也许正因如此，庆祝才能让永久增值的逻辑暂停，哪怕只是片刻。结局让仪式成为可能：我们庆祝丰收、毕业、年终。在一种不断延续、把一切永远化的文化里，一切都无限期地敞开着、可更新、可改进，而庆祝这个举动确认了那句“好了”，承认某样东西，至少眼下，已经够了。

健身圈有一句很可疑的话，让我念念不忘：“不是饿了，是渴了”。它有点廉价的简化，甚至算得上危险的建议：好像饿可以靠一杯水解决、打发掉。我不知道这在生理学上站不站得住，但它说明了一种可能：某种感知被我们误读了。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常常把一种匮乏错当成另一种。时间的稀缺——所有稀缺中最无处不在的那一种——也在构建着“不足”。正是时间，让我们能享受已经拥有的东西，能在学过的东西里施展，能享受得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空闲时间，而是用来栖身、用来存在的时间。享受的时间，甚至消费的时间。囤积是条容易的路，是我们学会了、熟悉的路；而给自己时间去真正住进那些事物和物件里，才是最难的。停止加码，叫停增长，给我们已经选择的东西腾出位置。而选择一些东西，就意味着不选择另一些。想让一件新家具进屋，大概得先挪一挪、重新摆一摆，甚至把原有的搬出去。这话我说给你听，也说给我自己听。

“足够”不在于停止欲望，而在于重新找回宣布一件事已经完成、并且觉得这样就够了的能力。

人们把距离当作一种获得客观的工具。和一件事、一个人保持距离，能让我们理解它，以更开阔的视角去看它。无论是时间上的还是空间上的，距离都给了我们一种力量，一种类似智慧的东西。在一幅画里，要让一个物体或形状从背景中辨认出来，就需要对比。没有对比，一切看起来都一样。谈论“足够”，也是在谈论事物周围必要的留白，谈论呼吸的空间。这样看来，呼吸、饱足和庆祝，都是在身体上有所对应的“足够”的形式。有些体验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能被真正享受，恰恰是因为某样东西结束了：睡眠、感受、满足。有一些特定的练习能提供结局，能找回界限的体验，在那里你可以说一句“今天就到这儿，够了”，然后享受“做完了”的感觉。它不是永远的，不是完美的，也不是绝对的。“足够”不在于停止欲望，而在于重新找回宣布一件事已经完成、并且觉得这样就够了的能力。停止加码，作为开始栖身的一种方式。因为活着，就意味着要让一些人生不被活过。也许不是饿了，是渴了。你缺的不是衣服，而是穿你已有衣服的时间，是衣柜里能让你看见它们、挑选它们、搭配它们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