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黄热病：当布宜诺斯艾利斯连棺材都不够用

2020年10月，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来到弗朗西斯科·J·穆尼斯医院接受传染病学专科培训。在此之前，作为住院医师培训的一部分，我已经在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急症综合医院待了一年零五个月。

作为一个刚来到大城市的罗萨里奥姑娘，头几个月我一直在收集各种小小的文化冲击：咸的或甜的牛角面包，在这里变成了猪油牛角面包或黄油牛角面包；而下午茶的高贵果实carlito，则被它不加番茄酱的表亲——烤三明治tostado——取而代之。不过，在我学着在这座城市里穿行的时候，最让我在意的是：在罗萨里奥，我们说的是区域（北区、南区、西区、市中心），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家说的是街区。

在周边走一走，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两家医院所在街区的差异实在太明显，想不注意都难：去雷科莱塔的里瓦达维亚医院的路上，普埃伊雷东大道和拉斯埃拉斯大道一带是法式建筑、牵着小狗的太太、连锁药店和连锁咖啡馆。另一边，沿着胡胡伊街往下走、拐进卡塞罗斯街，到了帕特里西奥斯公园区，我看到的是低矮的平房、飓风队的球迷、打工人、街坊小卖部，还有紧挨着穆尼斯医院的弗洛伦蒂诺·阿梅吉诺公园。

我了解到，这两个街区都曾以各自的方式经历过多次流行病，而我开篇提到的那一场（口罩加免洗酒精凝胶的那一场），在19世纪就有好几位前辈：霍乱、天花，尤其是1871年的黄热病大流行。

我了解到，这两个街区都曾经历过多次流行病，而我开篇提到的那一场，在19世纪就有好几位前辈：霍乱、天花，尤其是1871年的黄热病大流行。

虽然这种病在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但那一年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尤其是在南部的街区。对一个刚刚踏入传染病学的人来说，这段历史很难视而不见。它真真切切地写在我每天走过的街道上。值得讲一讲。

一座半成品城市

1871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活在一种矛盾之中。它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城市的特征：从1856年起就有了煤气路灯，马拉有轨电车在市中心穿行，还有通往蒙得维的亚的电报。但卫生条件却没跟上进步的脚步：没有自来水管网，没有下水道，也没有排水系统。

整座城市遍布污水坑，污染了浅层地下水；垃圾收集工作做得很差，人们还习惯拿垃圾垫平街道再铺石板。里亚丘埃洛河承接着岸边屠宰场和腌肉厂排出的废料，河面上漂着动物尸体也是常事。在这样的光景下，不难想象，正如费利佩·皮尼亚所描述的，那个年代人们呼吸到的，可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空气”。

城市的生长速度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直到19世纪中叶，这里大约只有7万居民。罗萨斯倒台之后，移民被视为进步的引擎，一波又一波欧洲移民涌入，大多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1869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记录了177,787名居民，其中一半是移民。

南区此前一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传统世家的高档住宅区，这时人口结构开始变化：从1860年起，这些家族纷纷北迁，留下了一座座殖民时期的老宅。不少业主从中嗅到了商机，把房子分隔成一个个小得可怜的房间，租给移民。大杂院（conventillo）就是这样诞生的，每户人家带着为数不多的家当，挤在租来的房间里。

没人怀疑过蚊子

今天我们知道，糟糕的卫生条件、无序的城市扩张，再加上夏天和雨水，就是埃及伊蚊繁殖的完美温床。这种带白斑的小蚊子，是传染病学中一个庞大章节的主角，这一章的名字起得不太有创意：“蚊媒疾病”。如今传播登革热、寨卡和基孔肯雅病毒的也是它，在城市循环中它同样能传播黄热病。但那是1871年，离人们搞懂这些机制还有好些年。

当时用来解释集体病痛的范式是瘴气理论，认为疾病源于垃圾、拥挤、死水和腐烂尸体散发出的“污浊空气”。

错误的科学与阶级偏见相互喂养。既然“污浊空气”产生于垃圾和拥挤，邻里和报纸就很容易把疾病和贫穷挂钩。等到疫情来临，这套说法最终为隔离、歧视和排外撑了腰。大杂院和住在里面的人，被看作疫情理所当然的源头，而不是它最早的受害者。

还要再过十年，随着罗伯特·科赫的出现和细菌学时代的诞生，科学界才开始接受微生物是致病因子。

这座城市就这样浑然不觉地等着黄热病的到来。这种病很可能是从一片战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出发，沿着巴拉那河一路而来，最终在它的街道上蔓延开来。

战争是前情

黄热病在这一地区并不陌生。几十年来，它一直在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其他港口地方性流行，并随着两岸之间的贸易往来周期性地抵达拉普拉塔河。事实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在1852年和1858年都曾出现过较小规模的疫情。

在这条海上通道之外，又多了一条沿河通道。随着巴拉圭总统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在塞罗科拉战役中阵亡，三国同盟战争刚刚落幕。巴拉圭已是一片废墟，没有任何卫生体系，大部分男性人口死于战斗或疾病。船只、军队和战俘开始从满目疮痍的亚松森向阿根廷沿河地区转移，这种毫无卫生检查的往来，很快就带来了远超战场之外的后果。

阿根廷境内第一例确诊病例出现在1870年12月14日的科连特斯，是一名商人，染病48小时后就死了。传播链先是延伸到他的家人，随后蔓延到他的社区。科连特斯当局反应迅速，但无济于事。疫情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从12月到次年6月，在这座只有11,000人的城市里，死亡人数达到2,000人。疾病从那里一路南下，最终袭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圣特尔莫，1871年1月

虽然有迹象表明此前已有病例，但1月27日，圣特尔莫区有三人死亡。病例集中在玻利瓦尔街、秘鲁街、圣胡安大道和科恰班巴街围起来的一个街区。为病人做过检查的路易斯·塔米尼医生向市政委员会报告说，这是黄热病。他的同事们随即把诊断提交给公共卫生委员会，请其正式确认。可就在结论迟迟未出的时候，当局选择了沉默，把消息压了好几天，希望能在恐慌蔓延之前控制住疫情。

这没多大用。消息照样传开了，报纸也开始报道。但知道问题存在，不等于认真对待它。2月头几天，每天死亡人数在一到七人之间，《共和国报》却声称那根本不是黄热病。报社社长曼努埃尔·比尔巴奥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几年前在利马和瓜亚基尔亲眼见过这种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病例跟他见过的一点都不像。与此同时，城里很多人的心思全在别处：狂欢节快到了。

疫情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从12月到次年6月，在这座只有11,000人的城市里，死亡人数达到2,000人。疾病从那里一路南下，最终袭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当局设立了防疫封锁线，把病例最集中的圣特尔莫隔离起来。有那么一阵子，这项措施似乎能控制住疫情，但黄热病已经开始在封锁圈外冒头。2月底，远离圣特尔莫的巴拉圭街上，在阿尔特斯街（今卡洛斯·佩列格里尼街）和塞里托街之间的一座大杂院里，出现了新的疫点。那栋房子原本是给五十来人住的，却住了三百多人。

从那以后，疫情在城市各处蔓延开来。蚊子从同样的窗户飞进来，不管那是拥挤的大杂院，还是带花园的豪宅。当时人们管它叫“黑呕病”，因为重症病例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我们今天所知的名字“黄热病”，则来自它的另一种表现——黄疸，也就是肝功能衰竭时皮肤和黏膜泛出的那种黄色。

留下的人，逃走的人

到了3月，死亡人数飙升至每天150到200人。惊恐万分的城市需要看到有人出来掌舵。就在这种局面下，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成员都是普通市民，他们分头负责救护、募款和卫生组织工作。其中许多人最终为这份担当付出了生命。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穆尼斯，医生兼博物学家，在救治病人时去世。委员会主席、律师罗克·佩雷斯在协调救护工作时染病，于3月26日去世。同为医生的曼努埃尔·阿赫里奇陪他走到了最后。胡安·曼努埃尔·布拉内斯将两人定格在这场疫情最著名的画面之一中：他们走进巴尔卡塞街的一座大杂院，去救助一位垂死的女人和她的婴儿。

不过，在一些人组织起来应对的同时，另一些人选择了逃离。有钱北逃的人越来越多。到4月中旬，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口离开了这座城市。

而最具争议的一次出逃，主角正是总统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本人。他走得一点都不低调：安排了一趟专列，带上一队随从，直奔梅塞德斯。

反应来得很快，当时《新闻报》的一篇社论将此举斥为懦弱的表现：

某些懦弱之举，足以衡量一位执政者的成色，也足以预示他今后在人民托付的崇高职位上能有多大作为。

当布宜诺斯艾利斯连棺材都没了

4月10日是疫情中最致命的一天，24小时内死了563人。当局随即宣布放假二十天，城市彻底瘫痪，连议会和高等法院都凑不齐法定人数开会。当时一位记者用三个词概括了那些日子的惨状：

恐惧、停摆、逃亡。

殡葬运输彻底崩溃。棺材不够用，尸体只能用床单裹一裹就运走。为此还专门修了一条通往新墓地的铁路支线，由一台老火车头“拉波特尼亚号”牵引，每天只能跑两趟，远远运不完终点站停尸房里堆积的尸体。

大多数人最终被葬在雷科莱塔公墓和南方公墓。南方公墓五年前才刚落成，而当时人们就已经知道那块地太小了。疫情让它彻底不堪重负。于是市政府在查卡里塔德洛斯科莱希亚莱斯（今洛斯安第斯公园）买下七公顷土地，在那里建了新的西方公墓；15年后，公墓又迁到几步之遥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查卡里塔公墓。

六十年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布宜诺斯艾利斯没能目睹那场死亡”。

四月的高峰过后，病例开始逐步减少。随着冬天到来，6月22日记录到最后几例零星病例，疫情宣告结束。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3614人，占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的8%，其中一半是儿童。把这些数字和前一年的死亡数据——5886人——放在一起对照，才能看清它们真正的分量。

150年后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场疫情的记忆依然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城的风景里，就在眼皮底下。如今，穆尼斯和阿赫里奇的名字分别成了那里两家医院的院名。另一家医院则以何塞·佩纳命名——这位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曾研究并重建了这场疫情的历史。

正是佩纳推动建立了专门收治传染病的隔离院，也就是如今穆尼斯医院的前身。他还亲自构思了院区设计：各病房楼之间隔着一片树林，希望借助自然环境本身来隔离病人。

几步之外，弗洛伦蒂诺·阿梅吉诺公园叠压着好几层历史。在成为墓地之前，这里是埃斯卡拉达家族的庄园。1823年，何塞·德·圣马丁的妻子雷梅迪奥斯·德·埃斯卡拉达在此因肺结核去世，年仅25岁。几十年后，同一块土地变成了南方公墓，近14000名黄热病遇难者就葬在这里。1882年，大部分遗骸被迁往查卡里塔。1940年的一次改建中，地下又挖出了棺木和骨骸。谁也不敢保证底下已经一具不剩。

如今，这座公园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南城最美的绿地之一。工作日里，医护人员、病人、流动小贩和街坊邻居穿行其间。到了周末，桑巴鼓队的大鼓响起来，有人围坐一圈喝马黛茶，孩子们踢球或者学骑自行车。公园中央矗立着一座1873年建成的纪念碑，纪念那场疫情的遇难者，以及那些为救他们而献出生命的人。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场疫情的记忆依然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城的风景里，就在眼皮底下。如今，穆尼斯和阿赫里奇的名字分别成了那里两家医院的院名。

几步之外，穆尼斯医院依然是阿根廷公共卫生的堡垒之一，应对着一如既往的流行病，也为未来的疫情做着准备。在一场又一场疫情之间，它持续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传染病医生。

然而，这座城市仍有一笔账没有还清。1871年受灾最重的那些街区，也就是如今的第四区，在当下大部分健康指标上，依然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图上处境较差的那一边。该区的居住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都不及全市平均水平。肺结核——一个世纪前挤满穆尼斯医院病房的那种病——至今仍在南城各街区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