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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life

Autos Robados:摇滚乐的乌托邦

Rollingas、Pomelo 与复古乌托邦:Autos Robados 为什么能挤满 Teatro Flores。一种不会生锈的摇滚。

Por Pierre Froidevaux · 18 nov. 2026 · 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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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形式主义者那些彻底改变了文学研究方式的文章,已经问世一百多年,可在思考任何艺术系统时,依然滋养人心。1923年,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中提出了他的“马步理论”,把“L”形走法理解为艺术演进的方式。“马之所以走斜线,是因为直路对它是禁止的”,这位批评家如是说。他延续并展开了自己奠基之作《作为手法的艺术》(1917)中的思路:一切的根基,在于打破已经磨损的形式所带来的自动化。说得苏联无神论一点,正是自动化本身,促使一个系统饱和、被另一个系统取代。自动化只能靠陌生化来打破,它迫使我们重新看世界。与异化的概念相呼应,自动化“吞噬事物、家具、妻子,以及对战争的恐惧”。对形式的处理,可以把我们从这种麻醉中拉出来: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找回生活的感觉;为了让我们感受事物,让石头成其为石头。

依照这个有力的论断,艺术让我们得以靠近事物、理解事物,至少是以一种不同于自动化感知的方式,而自动化感知总让一切在我们面前显得静止而坚不可摧。

不过还是回到那个L吧。艺术前进的时候,并不是线性的。它得跳过几格,拐进某条意想不到的线路。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喻贯彻到底,那么不妨认为,这匹马有时进攻,有时防守。

艺术前进的时候,并不是线性的。它得跳过几格,拐进某条意想不到的线路。

形式主义那种不可抗拒、历久不锈的强烈劲头,帮我搞明白了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对 Autos Robados 这样。

这一切未必会发生在乐队靠摇滚和歌词攒下的成千上万听众身上。那些歌词写的是破碎的人,和这样的夜晚:生与死的边界仿佛《佩德罗·帕拉莫》里的科马拉,打开一道道门,冒险可能走向某种终结,也(不作保证地)走向某种复活。

至于之后,之后不重要

这支由费德里科·索托领军的乐队从2016年成立于基尔梅斯起,一路拼到现在。2023年中,在小场地里熬了许久的这锅汤终于揭盖;2026年7月24日至8月1日,他们在花朵剧院(Teatro Flores)连开四场,场场爆满。我不确切知道这相当于多大规模,不过我们大概能达成共识:阿根廷缺少能容纳5000到7000人的场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还在运营的只有两个:Obras(不开玩笑,它正在施工)和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室内体育馆。然后是 Movistar Arena,它可以缩减规模,但本来就是为多得多的人设计的,所以租来接待比容量少的观众没什么意义。路娜公园体育馆(Luna Park)以前也是同样的情况,但现在连提都没法提,因为改造计划一再拖延,还落入了 Live Nation 的魔爪,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

这完全是后“克罗马尼翁”时代的症状,它扼住了一支乐队成长的某个阶段。不过,就短时间内连开四场的决定而言,不妨想象乐队更喜欢这种方式,而不是把更多人集中在一个夜晚。也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有很多重复入场的观众。那种疯子会跑遍四场,一头扎进去狂吼,在无休无止的狂欢里唱到变得更穷、更哑、更快乐。就像当年 Ratones Paranoicos 的仪式,大本营设在 Cemento,那个能容纳差不多规模观众的酒吧(还要算上超售带来的危险余量)。

当然,也可以想到任何其他乐意多演、靠拼命工作磨砺派对的乐队,但我选择想起 Ratones,因为对于早已浸润在 Ratones 式痞气乐趣里的耳朵来说,放起今天这支乐队的唱片,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们。

Ratones Paranoicos 的演出曾是滚石部落的圣地。这个部落在八十年代末找到了自己的美学身份,九十年代成了反主流文化抵抗的代名词,与嬉皮士的交集比与左派的还多。“rollinga”对自己的部落、对围绕那些扛起滚石大旗的乐队而生的声音与仪式无比虔诚。很快,捧场、能跟就跟、买官方或盗版周边、随时随地把造型穿在身上,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方言也很好辨认,满口“fiera”“vieja”之类的称呼。

社会学的架子,趁还来得及,就摆到这儿吧。

有意思的是,2001年危机过后,尤其是2004年12月30日那个致命的夜晚之后,一枚信号弹加上极度的疏忽,夺走了194条生命,文化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别忘了形式主义者。这并不是线性的。并非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事情也不像我们有时希望的那样简单。但在这两个坐标(都是悲剧)之间,部落式的青年开始改变。克罗马尼翁惨剧发生在 Callejeros 的一场演出中,场地和 Cemento 一样属于奥马尔·查班。在追究责任时,他是最先被点名的人之一,同时被点名的还有联邦警察副警长卡洛斯·迪亚斯、市政府的前官员,以及乐队成员。

伤口依然敞开,这几乎是个无法触碰的话题。

图片由 Lucía Victoria Córdoba 提供

为什么我所想的一切就这样死去了

还有第二个后果,我们正在逼近它。

渐渐地,rollinga 开始消失。

说得苏联无神论一点,就是它的诗学开始饱和了。没人料到,形式主义那匹马的L形走法,竟是一群大胡子拐过了尼塞托街与洪堡街的街角。伴着每首歌两个和弦的咒语,独立摇滚的统治开始了。

部落解体了,有些重新聚拢成小圈子,新一代青年开始填满那些没被查封的场地。互相敌对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重要的是认同手头现有的东西:在家录制,以极简主义为旗帜,以普世性为地平线。

伴着每首歌两个和弦的咒语,独立摇滚的统治开始了。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

但我们要把重心放在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上。

有一种方式可以说明一个范式的饱和:戏仿。

2006年最后一个季度,《Peter Capusotto y sus videos》首播。这是一档长达一小时的小品节目,共同主题是摇滚。脉络很清楚:出现的任何角色、微型随笔或购物广告,都指向摇滚。作为分隔,会插入某支乐队的影像珍品作配乐,始终带着 Los íconos de Midis 博客的印记,这是马塞洛·伊科诺米迪斯的化名。

到了2007年5月,Pomelo 带着一阵魅力风暴登场了。一位摇滚偶像,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却带着自己的语言、穿着和对世界的轻蔑口吻:这个世界偏偏不肯在他的才华与魅力面前低头。几乎所有思考过幽默的知识分子都认同,幽默可以轻松地利用错位,也就是某物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Pomelo 就是个错位的人,活在不属于他的时代,这很好笑,又带着一丝悲剧色彩。他那句含糊的“rock and roll, nene”既过时又荒唐。他弯曲的罗圈腿、像领带一样系着的头巾、室内也戴的墨镜,全都指向那个世界最怪诞的一面:它一点点把他推向深渊,深渊里只剩他变成的那副怪物的倒影。

Pomelo 不只是个玩笑。他在《Rolling Stone》十二月的年鉴中被评为2007年度人物,而这档节目在公共电视台的播出,养出了一代天生易于陷入怀旧与欢笑的人。

可如果戏仿真的这么有效,怎么二十年后,这种声音又以筹码的形式卷土重来?

最简单的两个答案是:

——艺术的演进是循环的。

——Autos Robados 其实是另一种文化表现,重复了一些形式,又解构了另一些。

但我觉得还有别的原因。这支乐队的成功,是怀旧乌托邦(retropía,马上说到)的泛滥,与一种既聪明又严谨的抵抗共同造就的产物。

图片由 Lucía Victoria Córdoba 提供。

一个炎热的夜晚/和今天一样

瓦尔特·本雅明对保罗·克利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那份迷恋广为人知,他把它写进了《历史哲学论纲》:

天使想停留下来,唤醒死者,把被打碎的一切重新拼合。但一阵风暴从天堂吹来,猛烈地缠住他的翅膀,他再也无法收拢。这阵风势不可挡地把他推向未来,他背对着未来,眼前的废墟堆却不断增长,直耸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启发这些文字的水彩画,说到底是幅小画,高32厘米,宽24厘米。据说(这一传闻被严谨地接受)本雅明1921年购得此画,视为最珍贵的宝物。后来,他在被纳粹追捕、困于封闭的西班牙边境时,取下画框,把水彩卷起,放进那只让他萌生自尽念头的行李箱里。

齐格蒙特·鲍曼在《怀旧乌托邦》(Retropía)一书中论述了对乌托邦的否定。自托马斯·莫尔以来,乌托邦一向与某个地点相连,理想情况下与一个主权国家相连。顺着这个固定地点的比喻,retropía 就是“位于一个失去/被夺走/被抛弃的过去之中的理想世界,而这个过去却拒绝死去;而不是位于那个尚未诞生(因而并不存在)的未来,乌托邦在两度否定之前正是与那个未来相连”。

retropía 是一种(地方性的)怀旧冲动,化作对当下人类处境某些缺陷加以矫正的愿望。克利的天使背对着进步,这位出自犹太教典籍的新天使曾帮助本雅明发展出“历史天使”的比喻;从这个角度看,它会带着另一种忧虑回望过去:失落的田园,以及那种潜力被错置的感觉。

生锈,或者抵抗

在 Ratones Paranoicos 收录于《Fieras Lunáticas》(1991)的歌曲《Ya morí》里,胡安塞唱道:

我已经死了,仰面死了,宝贝。
我已经死了,死了整整一夜。
我已经死了,却没人知道。

在 EP《Estrés y alucinaciones》收录的《El muerto》里,费德·索托以一段线性的摇滚旋律唱道:

这一带的人渣来找我
他说去市中心吧 那儿见
我的秘鲁朋友乘小飞机到了
他看着我说 朋友 我们要死了。

Autos Robados 的情形,印证了他们一首歌《1993》里表达的公理:生锈,或者抵抗。组一支摇滚乐队,作为与玩乐相关的表达,很容易与青春联系在一起,那是尝试的年纪,地平线在可能性上显得无穷无尽。能不能红,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但那要靠拼命工作换来,否则死神就会在舞台上或排练室里找到玩摇滚的人。可是,当对艺术的坚持与投入,也就是对合奏与技术精进的投入,并没有转化为成功,也就是唱片版税或 SADAIC 的收入时,会怎么样?换句话说:当劳动不能变成财富时,会怎么样?

在许多情况下,当工作是一种艺术上的志业时,结局往往就是这份工作被直接放弃。而当这种艺术志业需要多人共同投入时,乐队很可能就此解散。音乐人朋友们,听起来很丧,我知道。好几支乐队就是这样被埋进了历史,留下的难忘专辑也隐没在时间的夜色里。但在个别极少数的情况下,火星会烧起来。一旦烧起来,靠音乐谋生就有了可能。在这种时候,当艺术家们感谢观众前来、聆听并分享音乐,这就不只是一句客套话:它表达的是面对解散——也就是面对死亡——时的一种可能性条件。

当艺术家们感谢观众前来、聆听并分享音乐,这不只是一句客套话:它表达的是面对解散时的一种可能性条件。

Autos Robados 在歌词中表达的memento mori(记住你终将一死),或许可以在这种对有限性的意识中找到它众多隐喻中的一个。幻觉、分离,以及一个没能带来收益的项目的中断。

今年在La hora animada节目里,记者 Romina Zanellato 转述了她对 Fede 的一次采访:主唱坦言,乐队之所以跃升到准大众级别,连续四场坐满 Teatro Flores,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Lucía Victoria Córdoba 加入团队。Lucía 是视听开发人员,负责记录乐队演出现场发生的一切。这是对这个时代所奉行的视觉中心主义的承认:眼见为实。乐队视听形象的焦点,恰恰放在了他们的观众身上。这是一群日益壮大的摇滚迷,带着滚石式的包浆,拾起了那个以家的形态存在的过去里最美好的仪式——有些人也许亲身经历过,另一些更年轻的人,则是从长辈那里沾染来的。一种以当下为形态的怀旧,拥抱失败并为之合唱,不惧未来的宿命或革命。

都是习惯了输的好人
总是要得太多,从不肯低头认栽,

乐队在《Sala de espera》里这样唱道。

只要 Autos Robados 还在演,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很好。

让我们跳这首摇滚,直到太阳死去

我有幸去了 Flores 的其中一场传说中的演出。我看见了那些人,也不可避免地成了那些人。开场前,是牛仔夹克、可以跟着合唱的歌,还有面对鼓手第一次数四拍时越来越强烈的焦躁。演出开始后,背景辐射是经典摇滚。那种一直都在、也没理由改变的摇滚。失而复得的家,在复古狂热中,在达成的复古乌托邦中。那一点变化,那种朝向未来的轻微转调,不只在于提纯掉过去生锈的形式所带来的解构,也在于观众自身提出的抵抗——他们愿意庆祝,同时清楚地知道不可能庆祝一切。生锈,或者抵抗:不要生锈,要抵抗。紧接着是破碎的咒语,提醒观众外面还有一片黑暗。

如果我坚持,今天我会去接你
Autos Robados 就在同一个地方演出
,

他们在《Insisto》里这样唱。

那么,让这些歌词连同各自的 riff,成为拥抱所爱之物的一种养分吧:坚持那些已经被用滥的形式,而过一段时间,不出所料,它们又会焕然一新地重新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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