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与LLM：作为符号机器的无意识

在我那带着反讽的信仰中心，我的亵渎，是赛博格的形象。

唐娜·哈拉维

这一形象来自一种本质上属于象征的造物，也就是说，来自一台机器，最现代的机器，对人类而言比原子弹危险得多：计算机。

雅克·拉康

我们这个二〇年代的人工智能，登场的姿态与上个世纪的控制论如出一辙：追逐着透明沟通的幻想，试图预测世界上的种种事件，以实现对人的全面治理。与 Tiqqun 的控制论假说遥相呼应，这门自诩为普遍科学的学科，其一路高歌猛进的发展有一个历史常量：在爱因斯坦、海森堡和哥德尔给本已错位的宏观与微观秩序烙下“确定性不可能”的印记之后，它想要平息风浪、重燃希望。

诚然，每个时代都在寻找自己的确定性，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们更难找到了。我们几乎找不到足够稳固的意义建构，来抵御与现实相遇时那种令人不快的后果——这个现实显然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有时甚至摇摇欲坠。而且它再次受到威胁：人借科学之手对人的毁灭。自从我们隐约看见科学话语的长足进步可能把我们引向何种命运——原子弹——这个幽灵便一直在世界上游荡。

我们这个二〇年代的人工智能，登场的姿态与上个世纪的控制论如出一辙：追逐着透明沟通的幻想。

在这幅时代图景里，无意识被安放在哪里？

我们可以把它描绘成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存在，技术无从触及，对科学则具有颠覆性。从浪漫主义的视角看，精神分析家是能够理解痛苦的存在，因为与机器不同，他拥有身体的力量，也有潜入心灵深处、寻找某种隐藏的俄狄浦斯真相的智慧。这一立场在智识上和政治上的问题在于，它建立在认识论的蒙昧主义和实体主义的本体论之上，好把一切都预先担保好：我们拥有无意识，也拥有精神分析家，ad aeternum，大家可以平安离去了，感谢弗洛伊德老爷。

相反，如果我们沿着雅克·拉康所发展的形式化，回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创的这门学科，那么无意识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就变得模糊，甚至有些晦暗。因此，本文试图重拾五十年代随拉康与控制论理论一同出现的论题：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并像一台象征机器那样运作。

致各位读者的提醒：如果您来到这里，是希望为“我信赖的聊天机器人能不能思考、有没有无意识、会不会做分析”这个疑问找到答案，请就此打住，因为您不会找到任何能让您满意的东西。在这里，您只会撞上认识论的窟窿、一大堆“拉康说过”，以及时下流行语所说的拉康式嗑药胡话。

笛卡尔、帕斯卡、马尔可夫、维纳和拉康走进一家酒吧

在继续之前，以防有读者不认识他：雅克·拉康是一位精神分析家，经历了结构主义的鼎盛时期，素有enfant terrible之名，因为这家伙特别爱争论，跟所有人争，无时无刻不在争。在论战这一光荣传统中（如今我们只看得到它的拙劣模仿），他登上思想的擂台，耐心地施展技术击倒的优雅，身披皮草大衣，手夹雪茄。阿尔都塞说他很有策略，会使用知识恐怖主义的手段，逼迫同时代人承认自己根本不懂自己读的和说的东西。他把拉康形容为一头贡戈拉式、巴洛克风格的猛兽，拥有“一种绝对非凡的攻击性，一种华美的恶意”，以此质问那些跳着智力之舞跳得有点晕头转向的同行。阿尔都塞，真够朋友。

在五十年代，这位精神分析家已在巴黎的intelligentsia中赢得一席之地，常与本维尼斯特、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数学家吉尔博来往，讨论数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的是战后背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让资本在巴黎的小街巷里扩张；但同时也有约翰·冯·诺依曼的博弈论、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拉康把这种影响吸收进了他第二期研讨班的课程中，这期研讨班专门探讨《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1954-1955），他在其中问道：“作为人，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与机器是亲戚？”：

“我第一次试着向我的听众灌输：机器并不是普通人所以为的那样。机器的意义正在彻底改变，对你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不管你们有没有翻开过一本控制论的书。你们落后了，向来如此。”

我猜，他说“机器”时指的是思维，因为那个年代空气里弥漫的，正是符号逻辑登陆人类生活的诸多领域，以及机械论视角的逐步退场。想想看，克劳德·香农正用他的电路和二进制语言来实现形式逻辑的命题演算。另一边，诺伯特·维纳在批判那些束缚哲学思想的古老机械论与活力论传统，提出一种以信息为中心的模型（许煜称之为有机论的）。而在人文科学这一岸，则是结构主义的热潮，由列维-斯特劳斯领衔，捍卫象征作为一切人类经验的零度与组织功能。象征 everywhere。

但由于眼睛总是偏爱闪光的东西，我们往往把机器和机械装置混为一谈。拉康所说的机器，是遵循某种法则进行计算的符号逻辑，与执行计算的物理载体无关。

机器计算的是什么？是不确定之物。本世纪初，Tiqqun小组告诉我们，控制论汇集了一系列异质的话语，以共同应对一个实践问题：如何驾驭不确定性。类似地，半个世纪之前，拉康就提出，控制论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对那种长久以来追寻偶然之意义的话语的称呼。这一前提成了这位法国精神分析家的出发点：他质疑维纳所谓的父子关系，断言这个孩子真正的亲爹是布莱兹·帕斯卡，而分娩，就是概率论的发明（1654年）。

在54-55年的研讨班中，也隐含着对安德烈·马尔可夫工作的引用。这位俄国数学家以反沙皇的激进立场著称，1906年他设计了一种模型，用来描述和预测涉及偶然与不确定性的事件：马尔可夫链。他的设计表示一串可能状态的序列，其中某个状态发生的概率只取决于此前达到的状态；他还证明，这既可用来预测赌博游戏的结果，也可用来预测语言中字母和词语的序列。为此，马尔可夫花了好几个小时，用纸笔计算亚历山大·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头部分字母遵循的概率顺序。据说，当沙皇政府号召庆祝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三百周年时，这位数学家办了自己的反峰会：一场纪念伯努利大数定律周年的研讨会。看来，这位计算偶然的人，倒是相当坚定。

帕斯卡开辟的道路（由莱布尼茨及许多后来者接续，一直延伸到控制论，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无非是思想在不确定性边缘迂回前行的道路，或许也是亚里士多德围绕作为tyche与automaton的原因所展开的古老旅程的延续。

为什么拉康会在一个专门研究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的研讨班里对控制论感兴趣？肯定不是出于人文主义，他从来不关心那种把人视为万物根基与尺度的立场，他关心的是语言及其效应。而五六十年代的机器带来的新东西，正是一个无需人类肉身的推理主体的开端。它们登场时，展示了“人类语言几乎自行运转，似乎还要赢我们一局”，就像几年前ChatGPT做到的那样。或许正因如此，拉康在控制论中似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盟友，加入他的事业：把自我从当代心理学赋予它的位置上拉下宝座。因为那些小机器似乎在做某种类似思考的事情：

“现代人在不言之中认为，自宇宙起源以来发生的一切，注定要汇聚到那个会思考的东西身上——生命的造物、珍贵而独一无二的存在、万物之巅，也就是他自己——而在他身上存在一个被称为意识的特权点。这种视角导致一种如此谵妄的拟人论，以至于必须先从它的迷醉中挣脱出来，才能察觉自己正在沦为一种幻觉的受害者。”

深层的认识论问题至今仍深陷泥潭，它不是别的，正是弗洛伊德与笛卡尔遗产留下的二元论立场：倾向于把推理等同于意识，再把意识等同于自我；而把属于无意识维度的东西，作为一个对立的、定义模糊的建构物留在另一边：非理性、欲望、驱力、本能，等等。

（重新）计算无意识的主体

自弗洛伊德的创立以来，分析领域内的倾向一直是把创伤定位为痛苦的根源。意思是，某种经验之所以被压抑，是因为它被体验得过于强烈（无论是快乐还是不快），而压抑会在个体的心理装置中留下记忆痕迹的印记，这些痕迹在第二时间引发神经症。这种理论化造就了一种分析实践，致力于在无意识构成物中寻找那段过往经验的踪迹，使其能为意识所及。这一操作假定神经症要经由自我来解决，而在我看来，这恰恰阻碍了行动。

五六十年代的机器带来的新东西，正是一个无需人类肉身的推理主体的开端。

拉康回到了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精神，但采用一种由逻辑形式主义引导的解读，摒弃了创伤及其线性因果论。在这一范式中，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这个定义与当时的结构主义和控制论很搭，也与我们的当下和大语言模型很搭。因为这套概念装置设想了一个自主运转、遵循某种法则的象征秩序，同时又承认偶然性的必要。

我们通常称作无意识的东西，被概念化为一种话语事实，一种能指链的组合，其中各要素按照包含与排除的法则以逻辑方式相互衔接，这些法则为所说之物设定了一系列可能与不可能。无意识是一台捕获我们的小小象征机器，多少把我们变成了随机鹦鹉。

关于这台机器，阿尔弗雷多·艾德尔斯坦重拾了这样一个观点：就分析临床所干预的痛苦而言，我们受某种超越生命、与自然毫无关系的东西支配。这个“超越”，弗洛伊德称之为死亡驱力，构成了欲望的零点：两个铭刻差异的符号之间的本质结合（就像计算机语言中最初的零和一，能够搭建出最复杂的代码），作为一台象征机器的基本对偶运转，开启并确立主体的关系。

从这一视角出发，分析方法不再去追寻作为真实发生过的经验的创伤，而是着手对由象征机器生成、由分析者说出的话语进行逻辑分析。这是一种对材料的阅读操作，旨在辨认出其中的规律，找到那个捕获欲望并制造痛苦的能指组合：重复的自动性。不妨这么说：我们一次次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这背后是有一套编码的。

于是，无意识主体在逻辑上变得可以计算，而分析就在于记录下那些能指组合、规律与重复。也就是对分析者的话语进行理性化处理，在文本之上确立逻辑公设，并借助数学形式化来完成这一工作，因为数学形式化能够确立：

“一套约定，从中可以推演出一整系列的后果、一连串相互衔接的定理，它们在一个集合内部确立起某些结构关系，确切地说，确立起一条法则。”

为了论证这一方法选择的合理性，拉康在一篇讨论小说《失窃的信》的文章中搬来了安德烈·马尔可夫和埃德加·爱伦·坡当救兵。那篇文章复杂到没法在这里展开，但它的核心观点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无意识能指链的逻辑，可以按照马尔可夫链的逻辑来建模。

拉康用坡的小说来说明这一点，他援引的是侦探杜邦回忆起一个小孩的段落：那孩子在猜单双游戏里屡战屡胜，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侦探把这孩子的成功解释为一种镜像认同的过程（谁能认同对手的智力、预判对方的动作，谁就能赢）；而在拉康看来，任何博弈类机会游戏的成功，都在于用马尔可夫那样的逻辑模型把可能的结果记录下来。因为这样就能看到，一连串看似随机的事件，一旦按照组合规则记录下来，就开始显露出规律与序列。

这听起来并没什么错，这类模型早就不只用于机会游戏，还被用来描述和预测气候、遗传、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事件。不过正如拉康所说，我们永远是迟到的。

逻辑形式化的极限

把无意识视为象征机器，意味着梦、玩笑、口误和症状都具有语言的结构。它们遵循某种语法，既然是这样组装起来的，也就能沿着同一条路、借助言语把它们拆解开来。但形式主义的视角可能会让人赋予无意识象征秩序一种它实际上并不具备的透明性；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复杂的、受法则支配的系统，却也有其局限。

首先，是源于模型内部原理的局限：能指依照隐喻与换喻的法则组合、移位（这些法则拉康取自雅各布森，但显然按自己的方式把它们变了形、做了改造），因此它们永远不在我们去找它们的地方。

其次，是源于外部原理的局限：语言无法自我封闭、自我奠基。精神分析的这一原理借自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该定理指出，一个一致的形式系统中包含着无法由该系统自身证明的命题。这一定理以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这一说法被纳入模型，基本意思是：在象征系统中，不存在一种能够保证完满意义的元语言（就像罗素那个“所有不包含自身的目录的目录”问题一样）。

其临床后果是：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个猜想（一个从阅读中产生、我们视为最合理解释的陈述）来诠释无意识材料，但并不奢求它的精确。正是那种保持一切猜想性构建所固有的开放性的分析干预，才使猜想能够产生真理效应。而那些追求精确的构建则谋求意义的闭合，何况它们只有在我们操作一个完整、封闭、整全的系统时才可能成立。

上述内容引出了第三个极限，也就是代码问题。这一点在控制论和人工智能领域往往被忽略，因为它们预设了一种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通信模式，其中代码为双方所共享、所知晓。而分析装置所揭示的是：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却无法知道对方听到了什么。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说话时，代码呈现为不可把握的：

“它们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这些东西首先就是症状；但代码，在这个确实像语言一样运作的东西里，那个代码，我们却无力将其攥在手中。”

我们并不是在后现代的意义上说沟通不可能，我们当然是借着一种共同的材料在说话，多多少少能彼此理解。说代码不可把握，意思是它无法被占有（无法被捕获、被关起来），因为编码是靠“语言”（lengua）来支撑的。

分析装置所揭示的是：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却无法知道对方听到了什么。

这里说的不是人文科学里的语言，也不是我们通常用来安放语言之地方性用法的那个维度。拉康用一个新造词来指称这种语言：lalangue（呀呀语），一种孕育主体的母语，是那些收留我们的声音所发出的呢喃与咿呀的储藏库。呀呀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维系着言说的不可能。它在运动中溢出语言，因为它通过一种隐喻式的运作打乱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产生出带有意义效应的新的意指。这里说的隐喻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那种，而是一种特殊的替代，它拓展了话语的可能性——因为它把彼此之间原本毫无关联的元素联结起来，从而引入了一种断裂。在一个离精神分析不算太远的领域里，把这一点展示得最好的大概是博尔赫斯，在他1978年面对一群精神分析家所做的讲座《隐喻》中：

“这样一来，诗歌就会被归结为若干基本隐喻，差别只在于说出它们的方式。但随后我们又会遇到一些完全令人惊叹的隐喻，这些隐喻似乎对应着对事物的一种直接直觉。我认为，这些隐喻即便不是永恒的，即便只能用一次，也丝毫不比其他隐喻逊色（……）我们还有莎士比亚这个奇特的隐喻：The milk of human kindness，‘人类善意的乳汁’。谁会想到把善意和乳汁联系在一起呢？然而莎士比亚这么做了，而且对他管用；只用了一次，却永远管用。”

LLM能产生隐喻吗？当然能，但被替代者与替代者都出自一个先验确定的语言框架，并且基于词项之间的统计距离。控制论和人工智能，至少目前，是两门操弄语言、却逃开了呀呀语那阵呼噜声的学科。它们仍栖居在一个巴别塔之前的神话时代的幻想里。

今天就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