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右派”的陈年老根

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了?这想法老得不能再老,《旧约》里就写过: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9)。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讲电视剧《24小时》的视频,说它为什么是“定时炸弹”论证的最高范例:我们必须拷打这个恐怖分子,让他交出情报,才能拆除一颗马上就要爆炸的炸弹。你们懂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假设荒诞不经,却恰好让我有理由拿汽车电瓶去电人。你们知道炸弹这个论证是从哪儿来的吗?来自一部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小说,目的是为准军事式的酷刑辩护。就是教会我们上一届独裁政府的那些刑讯者的那一套。一切。都。发生过了。

所以,当我看到新反动派作者们说了些什么,尤其是看到加速主义者兰德和柯蒂斯·雅文的主张时,我不可能看不到在他们之前别人说过的话。借用乔治·卢卡斯的话:“就像诗一样,是押韵的。”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写关于德国哲学家兼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学士论文,这不仅要求我读他写的大部分作品,还要读他当年读过的那些人。施米特后来被称为“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因为尽管他在两次大战之间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相当批判,后来却成了希特勒政府的早期拥护者(而且,唉,当发现“千年帝国”只活了十二年时,他再也没缓过来)。

当我看到加速主义者兰德和柯蒂斯·雅文的主张时,我不可能看不到在他们之前别人说过的话。

他因此与斯宾格勒等作者联系在一起,也因为他对多诺索·科尔特斯和乔治·索雷尔的重新诠释……而我正听到那种回响:音节和旋律听起来很相似。得解释一下了。为什么?嗯,右派的人也许会想读读前人的东西,左派的人则想更了解自己的敌人。这个回答和别的一样好。但也为了思考时间与新颖性。

新反动的新意:互联网、模因学与新(自由)保守主义的法团主义

在弄清乐器为什么重复同一个动机之前,先看看乐队有没有新乐器,歌手的嗓音又是什么样。是的,我们要继续用音乐的比喻。是的,非常抱歉。

做概念史时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时间会变。你不能说,比如因为耶稣会士被逐出美洲,这些耶稣会士才第一次写出区分西属美洲与西班牙本土的文字,于是整个西属美洲革命就被归结为、解释为这次驱逐。事情要复杂一点。总有更多的人,带着别的利益、目标和书架上的别的书。所以,虽然新右派及其反自由主义与近期的自由派或保守派右翼、或与古老的反动派有相似之处,但显然也有不同的要素。比如:

• 互联网及其文化: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改变了一切,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有效的外交政策。柯蒂斯·雅文是程序员出身的博主,思想上靠自学成才。他的文字不仅用到本行的术语,也引用书呆子流行文化:什么《黑客帝国》的红色药丸,什么克苏鲁总是向左游,诸如此类。再说尼克·兰德,他是另一种生物:一位哲学家,离开华威大学后成了反动知识分子。这一选择之后,他的文字采用了基于信息技术的新话,来容纳世界的变化,或者使用反馈回路之类的词。而且,书呆子科幻在这里同样出现了。终结者、《神经漫游者》、给小男孩小女孩看的洛夫克拉夫特。不用说,经典的反动右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恐惧技术的(因为直到半个世纪前,技术进步还被视为与自由主义的文明进步相伴而行),他们的文化是古典而传统的。
• 作为话语理论的模因:传播学理论与遗传学的混血儿,模因。九十年代理论框架的重大发展,把文化观念看作与生物学同义运作的东西。语言的使用和信念的表达,不被视为自由行动或个人决定,而被视为一种生物学事实。要是有人问我,哪种反动或反大众的理论曾提出过类似的东西,我会说是勒庞或拉莫斯·梅希亚等人的生物学实证主义,但这里谈的是新东西,而那些人同时也是自由派。兰德更新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康德式启蒙精神的解读,但表述为一套容纳我们的人类安全系统,其传染性(借德勒兹之力)由教育强加。至于雅文,一开口就谈必须清除清教普世主义这条寄生虫,它从……克伦威尔和议会派时代起就统治着西方。
• 新保守派(还是新自由派?)的法团主义:有人会说,如果用新自由主义的钥匙去读,它相对于刚过去的历史并没有那么新。要是你把新自由主义想象成本质上的自由至上主义,那是你没留意。撒切尔和里根在强化国家角色(经济除外,一切都交给一个中央决策权威)、移民与多元、性别角色等议题上相当保守。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国家应被设想为一家高效的公司。那市场资本主义呢?脱缰、全球化、不受束缚,谢谢。雅文提出的国家(或sovcorp,主权公司,这一想法出现在颇具讽刺意味的社会民主派拉斯基和滕尼斯那里)是一群高效公司,唯一的质量标准就是效率;而兰德认为,要把资本主义在金融—控制论层面上加速,直到反资本主义的反弹到来(鸡要来了,你别急)。

我不敢说这就是全部新东西,但我会说这是根本、最重要的部分,让他们的追随者觉得舒服、觉得被这些作者理解。这是他们的新颖感,贴合时代精神。接下来,谈谈似曾相识。

新中之旧

反动右派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现在(通常等同于自由民主)已经衰败,如果我们不先干掉它,它就会把我们一并卷走。保守派并不喜欢民主,但明白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必要的(要驯化)。自由派则一开始都是民主派,直到事情开始以不自由的方式发生。反动派呢?不。不过让我们说得准确些。

• 反自由主义:反动思想只能理解为对启蒙运动及其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彻底拒绝。甚至可以说,逼我表态的话,反动派对承认必须铲除它的左派,比对自由派更尊重。而说自由派,通常指的是一大堆人:知识分子和大学成员、各经济领域的中上阶层代表、记者等等。拒绝当下的意识形态,逻辑上也就拒绝当下的制度(“大教堂”听着耳熟吧?)。十九世纪,这是多诺索·科尔特斯抨击那个爱空谈又胆怯、放任了1848年革命的阶级;二十世纪,这是施米特斥责浪漫的自由派无法持有清晰一贯的立场。尤其在索雷尔、多诺索·科尔特斯、迈斯特、施米特或斯宾格勒那里,自由派不懂的是:暴力存在于世界上,而且它解释了政治。兰德后来离开华威和CCRU,构建出反动的“黑暗启蒙”,而雅文则把矛头指向“大教堂”里普世主义清教徒的灭民主式民主。以共识为目标的对话、对暴力的回避,被解读为软弱的标志,也是危机性衰败的原因。

反动右派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现在(通常等同于自由民主)已经衰败,如果我们不先干掉它,它就会把我们一并卷走。

• 政治神学:什么?你们说什么?兰德和雅文如果是无神论者,这岂不是与传统反动派拉开了根本距离?没你们想的那么远。雅文批判“大教堂”、把它的模因史追溯到十七世纪和英国内战时,明确做的就是一种政治神学,一种把政治观念的意义归于其宗教出身的哲学分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俗化命题”,由施米特提出(“一切政治概念都是世俗化的宗教概念”),而他又取自多诺索·科尔特斯;后者和迈斯特一样,对立并偏爱一种君主制、等级制、威权的宗教观(教皇绝对权力至上的天主教),彻底反民主,以对抗民主、个人主义、集会式的信仰逻辑。为什么要指出反动观念天生的“宗教性”?对雅文及其右翼无神论来说,是为了凸显他所谓宽泛的“左派”与生俱来的非理性(类似斯宾诺莎谈迷信,或尼采谈道德怨恨的逻辑)。
• 撒旦式混乱与左派:把黑暗王子换成拉莱耶的主宰,功能上就是一回事。在雅文看来,清教民主派是一个宗教崇拜,是灭民主的,是总往左游的克苏鲁,让世界越来越不稳定。这与斯宾格勒(借尼采之力)或施米特对西方的颓废式解读颇为相似,施米特承袭多诺索·科尔特斯,把蒲鲁东称为撒旦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接受了这一指控,就像对政治搞一种撒旦式无神学,就像索雷尔号召总罢工的暴力。允许我说一句,这里我们可以安放兰德,他呼唤资本矛盾的末世式加速走向终局。就是对着资本本身。对左派的“妖魔化”,不过是这些作者表达意识形态敌意最粗暴的方式。

韵脚在这儿,重合的音符也在这儿。听着挺像的,是吧?新中之旧。但这并不一样,请记住。必须在其新颖性中去理解它。

这对我有什么用?

问得好。我是老师,在中学教哲学。我学哲学的时候,很多事情其实类似读历史,只不过是思想的历史。一切都有时间线: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后来启发了中世纪学者,而笛卡尔又与他们大有分歧……如此这般。因为有一部思想的历史,它不断变化、修正,与社会史的变化同步。这种训练并不是人们听到“我是哲学家”时想象的样子:我们想象的是思想者,锤击着概念和新观念,努力寻求新意……不是这样的。新观念当然有。但你得先受训练,免得你辛辛苦苦提出一个公元前三世纪就被驳倒的论证。

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如果你是右派,或许现在可以去翻翻多诺索·科尔特斯(Donoso Cortés),看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如果你是左派,也一样,只不过是为了弄明白那些和你想法不同的人是怎么想的。至于哪些是旧的、哪些是新的、哪些只是在重复,关键是要明白:相似不等于相同。不能把问题简单化:要驳斥其中陈旧的部分和新的部分,得用不同的论证;要理解它们,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研究思想史。看到了吧?我把问题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