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19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刊发了署名FC的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大卫·卡钦斯基读完后,发现其中有几句话很像他哥哥西奥多的口吻,很快就把他交了出去。如今,“tedploitation”已经充斥网络和媒体,不论是梗图,还是Netflix每年都要推出的成千上万部纪录片和传记片。不过,这个姓氏还属于另外两个人,他们同样值得关注:一位是理查德,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的传记作者;另一位是汤姆,一位波兰裔漫画插画家。
先简单说说理查德:他是对阿莱斯特·克劳利生平与作品了解最深的人之一;事实上,他写的传记《Perdurabo》是最负盛名、最严谨、读者最多的克劳利传记之一。理查德·卡钦斯基生于1963年,七十年代末开始研究泰勒玛。他自学了十年,才动笔写这本传记。开始调研时,他决定加入东方圣殿骑士团(O.T.O.),这是一个带有共济会色彩的组织,后来被克劳利收为己用,成了他实践自己哲学——泰勒玛——的场所。卡钦斯基入会的时候局面相当混乱,好几个团体都自称是真正的O.T.O.:从肯尼斯·格兰特和他那个借用了洛夫克拉夫特式原型的提丰教团,到创立了Society Ordo Templi Orientis的巴西人马塞洛·莫塔,不一而足。
这个姓氏还属于另外两个人,他们同样值得关注:一位是理查德,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的传记作者;另一位是汤姆,一位波兰裔漫画插画家。
在接受法国神秘学杂志《La Voix de Satan》采访时,理查德解释说:“我觉得那一切都混乱而且品位低下,尤其是莫塔发表的那些东西。所以我置身事外,继续做一个独自修行的人。深入考察真实的历史之后,没花多久我就弄清了谁才是正统。对我来说,加入是一种表态:‘我个人从克劳利的体系中获益良多,所以想帮忙让其他有兴趣的人也能接触到它。’(……)我写《Perdurabo》的目标之一,是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叙述。我过去、现在最看重的都是真相。出于这些原因,和你们一样,我对超自然的东西也持怀疑态度。克劳利也是如此。无论巴尔扎贝尔或阿卜-乌尔-迪兹是客观存在,还是潜意识的显化,我的经历都是真实的,这些经历塑造了我这个人。我认为克劳利体系的一个核心,在于培养纪律、专注,以及将自身意图显化的能力。魔法提供了练习这些的工具。它给你内省的技巧,去发现你的意志。一旦做到了,你就把学到的纪律、专注和显化能力用于实现你的意志,不管是绘画、写作、雕塑、刻版,还是别的什么。”除了对克劳利的兴趣,理查德还是一位出色的键盘手,也是前卫摇滚迷:他在House of Usher乐队演奏,随乐队巡演并录制过多张专辑。
另一位汤姆出生在波兰,在柏林墙被第一次敲下锤子的几年前搬到了美国。他的作品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把城市中的疏离感与J. G. 巴拉德式的科幻元素糅合在一起。他最知名的作品是Fantagraphics出版的选集《Beta Testing the Apocalypse》,收录了发表在《MOME》杂志上的篇章。我有幸对他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聊了聊他的作品、他的姓氏、在苏联阵营出生的经历,以及漫画本身。

你出生在波兰格但斯克。波兰海报对你有影响吗?有没有什么艺术家可以推荐?
我是波兰海报的忠实爱好者,不过起初更多是从外部去欣赏它。童年和少年时期我见过很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海报,但并不知道它们属于一个更大的流派或风格。顺带一提,我也不觉得它们有什么“奇怪”或不寻常的地方,这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的。我喜欢的艺术家有切希莱维奇、克利莫夫斯基、埃罗尔……我最喜欢的大概是瓦尔库斯基做的《丹东》海报。他的作品就像吉格尔和贝克辛斯基之间的一种斜向交叉。
这也许只是我的猜测,不过你的风格有时让我想起丹尼尔·克洛斯,有时又像雷蒙德·佩提邦。你能列举(name dropping)一下影响过你的插画家和漫画家吗?
丹尼尔·克洛斯的影响很大。《Eightball》第3期在我脑子里像原子弹一样炸开(借用威廉·奥耶阿布的说法)。起初我抗拒他作品里的怪诞,但后来,就像脑子里的开关被拨动了一样,我完全接受了。我的影响来源可以追溯得很早。我很小就开始读漫画、画漫画,所以看你想从哪儿算起。从波兰那一波:帕普乔·赫米耶尔(《Tytus, Romek i A’Tomek》)、克里斯塔(《Kajko i Kokosz》)、波尔奇(《Funky Koval》)、罗辛斯基(《Thorgal》),到美国主流漫画:伯恩、麦克法兰、拉森、李、西尔维斯特里、柯比、布舍马、柴金、贝克。还有九十年代美国和欧洲的独立漫画浪潮:Sim、David B.、Blutch、Brown、Seth、Ware、Burns、Mazzucchelli,以及我的一些同辈:Zak Sally、Anders Nilsen、Jonathan Bennett、Jon Lewis。我什么都读,从四面八方汲取养分。
你学过建筑。建筑物在你的作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仿佛住在公寓或共管住宅里本身就带有某种疏离感。这种解读从何而来?
我学的是艺术和建筑。有意思的是,建筑界对漫画(无论作为工具还是审美选择)的态度,比我的艺术老师们开放得多。漫画和建筑都算是一种Gesamtkunstwerk(总体艺术作品):两者都要求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系统来构想。建筑必须融入城市,融入城市的社会与商业流动。一切都得考虑到,连窗台、门把手这样的细节也不例外。而漫画则必须为角色和读者创造一个可信、可居住的世界。

我并不认为公寓本质上就让人疏离,这全看具体情境。在美国,除了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公寓往往被忽视、缺乏足够的资金,或者被认为不太理想。而在欧洲或亚洲,公寓是常态。《Beta Testing the Apocalypse》里的一部分作品创作于2000年代初那场疯狂的房地产泡沫期间。我当时住在纽约,眼看着城市天际线被一栋栋没有灵魂的建筑填满。那造成了一种疏离、混乱、难以穿行的环境。我也受到了J. G. 巴拉德的影响,总是在寻找那些崭新的“平价奢华”公寓表面之下翻涌的心理病态。
某种意义上,我是个“乐观的末日论者”。我最近的一些作品就在玩味这种张力。末日是乌托邦的郊区。
某种意义上,我是个“乐观的末日论者”。我最近的一些作品就在玩味这种张力。末日是乌托邦的郊区。在笼罩着我们的种种迫在眉睫的末日之中,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点绿芽?世界的裂缝里能不能长出新的东西?人们渴望一片新的边疆,渴望某种能化解我们这个密封的“老鼠乌托邦”中种种矛盾的东西。必须走出那套叙事,才能看到有什么可能。
除了其他工作,你还为Punk Planet杂志供过稿。我的出版社出过他们的访谈选集《No te debemos nada》;我是它的忠实粉丝。你为杂志做过什么?编辑丹尼尔·辛克是怎么联系上你的?那只是一次普通的约稿,还是你本来就对朋克和硬核音乐感兴趣?
我没见过丹尼尔·辛克,是另一位编辑找我约的稿。如果我没记错,那一期的主题是“印刷媒介之死”,他们请我为此画一篇漫画。说到底,那只是又一次约稿。虽然我喜欢一些朋克音乐(都是典型而明显的那些),但我从来没被朋克这种文化吸引过。我刚到美国时,我的音乐和文化品味太“欧洲”了,很难舒服地融入那个圈子。我有喜欢朋克的好朋友,但我自己始终没能融进去。我觉得它有点令人窒息,而且奇怪地带有一种威权感。为了满足我对攻击性或强烈能量的需求,我更倾向于工业音乐、各种techno、IDM等等。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属于某个具体的“圈子”。我的口味一直很杂……纽约的Other Music是我最爱的唱片店,大概能让你有个概念。
《No te debemos nada》的原版由Akashic出版,他们的负责人曾在华盛顿特区的朋克乐队里演奏。这家出版社有一套Noir系列,是以世界各地不同城市为主题的黑色小说选集,由各地作家撰写。你是整套系列中唯一参与的插画家。这是怎么来的?
后来Akashic把Noir系列扩展到了美国各地的城市。他们为《Twin Cities Noir》(聚焦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找到了我。他们请我提交作品,我问能不能用漫画来做,他们说可以。我是和当地的编辑合作,而不是纽约Akashic的编辑。

据我理解,你的一部分作品涉及离开苏联阵营、进入野蛮资本主义之间的反差。你移民美国时多大?你因美国宣传而美化的想象和现实之间,反差是不是非常极端?
我1985年离开波兰,1987年搬到美国(在东德待了一年半之后)。我想象中的样子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很戏剧性,不过“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和“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反差也一样。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些主题上的大部分创作,是放在怀旧和乌托邦这类更宏大的议题框架下展开的。我试图审视的不只是社会本身,还有人们对这些观念的理想化(或者说“戴着玫瑰色眼镜”)看法的现象学。对我来说,乌托邦和怀旧紧密交织,就像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认为西方代表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东方阵营体现了已经实现的共产主义(而且两者根本不同),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准确。它们虽然彼此对立,但在很多方面相似,而且出自同一个源头。
认为西方代表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东方阵营体现了已经实现的共产主义(而且两者根本不同),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准确。
我作品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历史的终结”。从文化角度看,西方200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都弥漫着一种不适与停滞(参见马克·费舍尔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等著作)。这种状况可以和苏联的末期相比。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体系几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衰落帝国特有的那套逻辑(官僚机构臃肿、任人唯亲、老人政治、停滞、衰败等等),它最终拖垮了一个曾经充满活力、能力出众的革命政权。
你在作品中探讨的主题(技术、大型企业、异化)与“另一位”卡钦斯基的主题颇为相近。你是怎么知道泰德这个人的?读过他的宣言吗?
我是九十年代中期他被捕时,通过媒体才知道泰德的。在那之前,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清楚他的所作所为;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没人知道。我很久以后才读到那份宣言。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泰德的事避而不谈。总有人问我们是不是亲戚,我很快就烦了,所以就一直躲得远远的。后来,我对宣言的内容产生了好奇。我开始关注技术、技术决定论之类的话题,于是很明显,我应该多了解泰德,读一读他的宣言。
我们简单聊过另一位卡钦斯基,也就是克劳利的传记作者理查德;你说你读过这位传奇神秘学家的传记。这些东西你都感兴趣吗?你觉得它们和你的创作有什么关联?
除了他是克劳利的传记作者之外,我对理查德一无所知。我有他写的克劳利简明指南,但没有那本完整的传记(Perdurabo)。我读过萨顿写的克劳利传记,记得很喜欢。我一直对神秘学和神秘现象感兴趣,哪怕只是沾点边。我最喜欢的话题之一是亚特兰蒂斯,而与它相关的神秘学内容非常多。此外,我最爱的一些漫画出自神秘学家之手(Alan Moore、Grant Morrison),或者有与神秘学相关的角色(比如Hellblazer或奇异博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泰德的事避而不谈。总有人问我们是不是亲戚,我很快就烦了,所以就一直躲得远远的。后来,我才产生了好奇。
其实,我并不把神秘学看作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在这一点上,我追随混沌魔法师拉姆齐·杜克斯,他提出了一个框架,用来理解知识在不同时代呈现的各种形态:魔法、宗教、科学和艺术。它们不是线性的先后更替,而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连续体。如果你对麦克卢汉和媒介理论感兴趣,就会发现这些形态对应着不同媒介之间的转换(口头/听觉、手抄、印刷、电子)。我认为如今我们的媒介图景交织混杂,为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重新浮现、相互叠加创造了完美风暴……当然也得说,它们没有一种真正彻底消失过,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与此同时,我也在试着弄清楚漫画在这一切中处于什么位置。
Beta Testing the Apocalypse成了你最广为人知的书,出过好几个版本。它源于对已发表故事的结集。挑选收录哪些故事的过程是怎样的?
并没有什么筛选过程。当我开始为MOME画漫画时,几乎是无意中想到在(几乎)所有故事的标题里都用上数字。我希望读者能感觉到它们彼此之间有某种联系。但这也迫使我把所有故事都构想成一个更大循环的一部分……久而久之,这本书就比较自然地成形了。第二版里,我又加了三个故事,觉得它们和整体很契合。
你为什么决定在Beta Testing the Apocalypse里加入人名索引?
我很少在图像小说里见到索引,而我一直想做一个。这也是对一种新型读写能力的间接致意,在这种能力中,图像与文字地位平等。有时,索引指向的是字面上的东西,比如页面上某个具体的音效。有时则更间接,指向融入画格或图像之中的某个(哲学性或隐喻性的)概念。我希望读者意识到,多个叙事层次正在同时展开。第二版里,我还加了注释。我想让这本书给人的感觉不只是“单纯”的一本图像小说。影响我与漫画关系的经历之一,是我买漫画的地方:在波兰和西德,我是在报刊亭买的,周围是日报、杂志之类的其他东西。我把漫画看作更广阔的印刷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情况有些不同。许多漫画店只专营漫画、游戏和流行文化的各种小玩意儿。这给人一种被圈进贫民区、被打入冷宫的感觉。不过有时也不一样。我在明尼阿波利斯最爱的漫画店是Shinder’s。它是报刊亭、大麻用品店、书店和漫画店的混合体,甚至还有一个色情区(嘿嘿),等等。漫画是更大文化潮流的一部分。我经常买漫画,偶尔买一期The New Yorker,或者别的杂志,或者一本科幻小说。我想在我的书里重现这种特质:漫画是核心,但也有文字、理论、思辨、索引、图表等等。
你的出版社Uncivilized Comics是怎么诞生的?这个项目背后统一的理念是什么?
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最初是为自己自费出版的作品创建了这个“品牌”,但随着时间推移(Gabrielle Bell、Jon Lewis、Laura Park等艺术家请我帮他们出版作品),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更广泛的迷你漫画出版品牌。后来,Gabrielle请我出版The Voyeurs,这个名字就成了出版社本身的名字。如果说Uncivilized有什么统一的“理念”,那就是认真地把漫画当作文学来对待,它有自己的特质、效果和回响。加里·格罗斯的The Comics Journal深刻影响了我对漫画的理解。在一个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环境里,加里努力为成熟、有趣、高质量的漫画争取空间。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赢得了这场仗。我走在他们开辟出的空地上,但如今的挑战已经不同。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漫画在当下的媒介图景中处于什么位置?如果我们真的正在变成一个后读写社会,这对漫画意味着什么?当读者越来越不愿读长篇文字,漫画能填补这个空白吗?它能以一种新的方式保存印刷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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